张又普

张又普：医生的职责

故事发生在1979年前后，地点是西安西北大学家属院。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各项工作逐渐转向正轨。学校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年老体衰，经过文革洗礼被打翻在地后，大都爬不起来了，刚刚六十出头的A教授就成了西北大学的资深教授。他年富力强，身体健康，活跃在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他的长子与我同龄，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很多。

西北大学有一所校内医院，规模不大，医生不多，B医生就是一位重要的主治医生。他四十多岁，年轻力壮，勤奋好学，医术高明，深受大家的尊敬与信赖。那时，中国有一股外语热，学校规定，教研人员要想进职加薪，必须接受外语考试。B医生年轻时学的是俄语，文革十年，完全荒废。文革之后，他参加了我母亲主办的日语初级课程，从零开始，努力学习日语，每当他学习有问题时，不好意思打扰我母亲，就常常来找我。记得有一天，他交给我一本日语医学书，上级让他把其中的第三章翻译成汉语，作为他进职加薪的外语成绩。对于日语入门水平的B医生来说，这实在是有点为难，他就请我出手帮助，我花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认真翻译出第三章，使我的医学知识大为长进。很多年之后，他去东京参观访问，我为他安排食宿，并为他担任日语翻译。

A教授与B医生两家互为对门近邻，由于某些邻里问题，两家人的关系不太和谐，有一点微妙。出事的那一天是一个夏季的深夜，晴空万里，月光明媚，满天星斗，一贯身体健康的A教授突然高喊心疼、胸疼、剧痛，很快就陷入了昏迷状态。A妻惊恐万状，半夜敲开对门B医生的家门，熟睡中的B医生很不愉快：“有病请去医院，我今天不是值班医生，家里不是医院，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没有任何急救药物，我去了也没用，时间就是生命，请尽快把病人送进医院抢救”。那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整个西安市没有一辆出租汽车，医院既没有值班热线电话，也没有急救车，病人必须想办法自己去医院才能见到医生。A妻敲开了家属院库房管理员的门，借出钥匙，打开库房，借出一辆架子车。这种车是一种单轴二轮人力车，早都被淘汰了，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没见过这种简陋的人力运输工具。家属楼没有电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昏迷中的A教授抬下楼，放到车上。医院在教学区，离家属院有点距离，还没有走到医院，A教授就断气了。第二天一大早，A教授猝死的消息就传遍了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对B医生见死不救，颇有指责。

很多天之后，B医生很委屈地对我说：“A教授一贯身体健康，从不去医院，医生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病历。医生又不是神仙，谁能想到他突然就去世了。上班是医生，下班就是普通老百姓，要是左邻右舍全都半夜三更来敲门，医生还活不活了？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医生有什么办法？”

A教授结婚很晚，子女幼小，长子与我同岁，幼子刚刚十几岁，父亲猝死，家庭遭到巨大打击，家中长子，压力山大，对我说：“医生这种职业，就应该8小时上班，24小时值班，救死扶伤乃是医生的基本职业道德，见死不救，实乃不仁不义不道德也”，对B医生颇多指责。

A教授不幸去世，大家都很惋惜，双方的申诉听起来都有道理，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生存环境和医疗条件下，B医生应该怎样做才好呢？我困惑不解，只好把事实过程写出来，敬请列位看官评论，我的电邮是:”wahaha_us@yahoo.com”，期待着大家的反馈与指教。
(张又普初稿于2019年10月07日)

资料链接：
西北大学：http://www.nwu.edu.cn/

标题：我和黄先生
作者：张又普/柳知青

1955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浓云密布，寒风凛冽，东海上的一个小渔岛，船码头空无一人，只听得几声海鸟的凄鸣叫，格外冷清。一个青年男子伫立在海边，远望无际大海，欲呼无声，欲哭无泪。他仰望苍空，默默问道：“天哪！我该怎么办？”回答他的只有东海波涛那低沉的吼声，他知道，自己的生死今后是无法预料的了。

他，就是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我的恩师黄先生。如果他还在世，如今已是九十岁开外的老人了，但愿他能看到这篇文字，知道有人还在怀念着他。

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里，记述了文化大革命中100位小人物的不同的坎坷命运，读后感慨不已！黄先生也是一位小人物，和许多遭受迫害的人一样，文革中他也曾九死一生，只不过与冯骥才笔下的小人物们相比，黄先生的故事更不同一般，我也希望像冯骥才先生那样，把黄先生动荡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这就是我决定动笔的原因。

但我只是一位俗称“码农”的电脑软件工程师，没有文学素养，写不出妙笔横生、引人入胜的文章，好在我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希望这里并不精彩的文字也可以被读者接受。

黄先生的家族几代人都生于台湾、长于台湾，是道地的台湾人。他三十年代初出生在台湾南部的一个殷实富户之家。黄先生的父亲劳作一生、辛苦经营，不仅在台湾有不少海产加工企业，而且在东海渔场的那些小岛上，也经营渔获买卖，黄先生及其家人因此经常在台湾和这些小岛之间往来，生意还算是兴隆。

台湾自十九世纪末被日本占领，统治长达五十多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日本在台湾强力推行日本文化教育，因此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人都懂得日语。黄先生自幼老实忠厚，同时又聪颖过人，技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一口日语已经可以与他的母语闽南话同样流利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黄先生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也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国语。

1946年以后，中国爆发内战，国民党军队连连败北，溃不成军，仅三年时间，就被共产党军队完全逐出了大陆。但是由于武器装备的先进，国民党军队仍然在海军、空军方面占有优势，继续盘踞在东海的许多岛屿上。加之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共产党军队无暇东顾，台海一带基本平静，没有大的战事发生。朝鲜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军队得以集中兵力、剑指东海，台海一带方才战云密布，硝烟滚滚。1954、1955两年，浙江以东海面星罗棋布的岛屿，全部被共产党军队攻占。在此之前，这些岛屿均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它们在行政区划上隶属浙江省几个临海的县份，有渔民居住的岛屿大都设有乡镇政府，还有市场、码头、邮局等设施。这些岛屿与台湾之间不定期地有半军用性质的民船往来，码头上也不时有国民党海军的舰只停泊。

1955年春节之前，黄先生乘坐民船来到一个刚有鱼获上岸的小岛，准备与当地渔民、鱼商洽谈贸易。到达时天色已晚，旅途疲累的他便住进了一间小旅店。那天晚上月光明媚，风平浪静，岛上一片安谧祥和气氛，使得黄先生很快进入梦乡。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一夜之间他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原来，正当他安详入睡之时，守岛的国民党军队根据早已接到的命令，趁共产党军队不备，于那一夜间秘密撤退。在夜幕的掩护之下，全体守军舍弃辎重，悄然登船，尽数出海，退往台湾。黄先生拂晓醒来，听到外边有惊慌的议论声，出门打探，才知道国民党军队的设施以及岛上地方政府的房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码头上仅有的几艘可做交通之用的渔船也早已被军队征用，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

惊慌失措的黄先生急忙披衣奔向海边，见到的只是茫茫大海，滔滔波浪。“回不去了!”，一个声音重锤一般地的撞击着他惊恐的心。黄先生后来回忆道，波涛低吼声中，老父母、兄弟姐妹们悲切呼唤他的声音，不停地在耳边回响，令他痛苦得难以忍受。

黄先生在岛上没有熟识的人，所带盘缠也不很多，海上孤岛，何去何从？他不知所措地苦熬了一天。所幸第二天共产党军队登陆，一切恢复平静。可是岛上已经没有邮局了，两岸通讯完全断绝，黄先生无法与台湾家人联系，而且海岛刚刚易手，战事未毕，渔民禁止出海，连托人稍带口信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从此，黄先生与家人天各一方，渺无音信，生死不知。

共产党军队占领海岛后，台湾带来的纸币成了废纸，黄先生很快变得身无分文、一贫如洗，生活登时陷入困境。面对那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孤独和挣扎，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一些善心的岛民给了一点救济，岛上新生的地方政府也给了一点帮助，黄先生终于可以颠沛流离地去了大陆，并且凭籍自己的专业技术，在一间公私合营的工厂里觅到一份工作，总算可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后来，陆续有好心人的帮忙介绍，黄先生最后辗转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大西北，在西安市西郊的一家国营工厂里担任了技术员工作，并且后来登记了西安户口，继而在那里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小心工作，低头作人，开始了他以前不敢想象的安稳生活。只是那时在双方敌对的状况下，两岸信息绝对不通，家人生死全无音信，时常使黄先生深陷痛苦之中。

1950年代的陕西，是全国比较落后的省份，教育落后尤甚。那时在西安市能够讲日语的人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我母亲是东北人，早年毕业于伪满洲国国立长春大学，1949年以后在西安任大学日语教师。黄先生是有心之人，很快就打听到了西安仅有的几位日语人才。我母亲精通日语口语与语法，教学水平很高，家里日文藏书又很多，其他几所大学的日语教师和黄先生等民间的日语通经常来我家做客，慢慢形成了一个朋友圈。文革前大学的教学气氛尚好，这些朋友聚会于我家时，他们用日语研究教学，用日语交流经验，用日语闲聊家常，全无拘束。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也熟悉母亲口中常用的一些日语词汇，于是很喜欢听大人们的日语对话，时不时地还可以插进去几个字，也很讨大人们的喜欢。这些日语人才个个都是我的老师，使我的日语口语和听力有所提高。其中黄先生对孩子亲切、耐心、庄重、幽默，又见多识广，满腹经纶，精通数理化，是我最爱戴、最敬佩的一个。但是同时，黄先生的台湾背景也使他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难逃厄运的一个。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作为“台湾间谍”，不由分说，黄先生首当其冲地被造反派揪了出来：

“蒋匪军前脚走，你后脚到，这是谁安排的！？”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
“抗拒从严，你都搞过那些破坏活动！？”
“密电码藏在哪里？毒药、手枪藏在哪里！？”
“交代你的后台和同伙！不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

随之而来的，是造反派对黄先生的人格侮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批斗会、“坐飞机”、戴高帽、下跪、剃光头、挨耳光、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关押“牛棚”，这些尽人皆知的文革暴行，黄先生无一幸免，其惨烈程度，我没有足够的文学能力来描写形容。黄先生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是什么支撑着他的信念，当时年少的我一无所知。

1971年，林彪坠机蒙古，邓小平复出工作，中共中央发生了一些人事变动，随之而来的是：历时5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国内，社会上的乱批斗和打砸抢一定程度受到制止，对国外，紧锁的国门稍微开启了一些。对在“牛鬼蛇神”生活中熬煎了五年的黄先生而言，特别感到惊喜的是：中国的老百姓终于被允许与除台湾之外的国家、地区通信了！虽然所有来往于国外的往返信件都要被国家的公安机关和地方的保卫部门逐封开启审查、备案，但这毕竟为黄先生打听家人音信带来了一点希望。当时，与台湾通信，仍然会被治罪，“台湾社会关系”仍是令人恐惧的政治污点，直接去信台湾寻亲乃是风险之举。黄先生寻亲心切，勇气过人，他通过非常间接和迂回的路径，终于在1972年找寻到了已经从台湾移居日本的胞兄，建立了通信联系。直至那时，早已万念俱灰的台湾黄氏家族人，才得知已经失联17年的黄先生仍活在人世！有一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那时他的哥哥从日本邮寄来的全家福照片竟然是彩色的，引起了我的不小的惊讶。那是我平生首次见过的彩照！

那时的中国岂止没有彩色照片，国外寻常百姓家的电视、冰箱、洗衣机、计算器、电子手表等，国内一般的人都从未见过。由于文化革命使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技术落后，物质匮乏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正因为如此，那时的海外华侨常给国内亲友寄来一些小小的科技产品。1973年，文革的混乱仍未结束，全国上下无法可依，海关也不例外。就是那一年，黄先生的哥哥从日本给他寄来一个电子计算器，又另信讲述了使用方法。然而，黄先生收到了日本来信之后，计算器邮包却久候不至，但是，黄先生所在工厂却收到了一封北京海关寄来的通知书，言称为保卫国家安全，计算器被海关没收！通知书并明确要求黄先生致谢海外亲属，说邮包已经收到，同时还需要向海外亲友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保卫科找到黄先生，严厉盘问了黄先生的家庭情况与日常生活，接着出示海关通知书，警告他必须服从海关的命令。那时，黄先生刚刚从“牛棚”出来不久，大难不死，已属万幸。如今听到保卫科的命令，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只能立即照办，并动笔回信胞兄。数日后，黄先生来到我家大吐苦水，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汉，竟然气愤得失声痛哭起来：自己受点屈辱没关系，只是害得他不得不强装笑颜，用谎言欺骗家人！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去广州开会，乘坐的是列车软卧包厢，同包厢的人恰巧是广州海关的书记。虽说两人是初次见面，但在西安到广州车厢里的两天的时间里，两人相谈甚欢。书记炫耀他手上的电子手表和电子计算器，口无遮拦，直言前两年海关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有权没收海外华侨寄来的那些新鲜玩意儿，而且收件人还不得吐露实情，所以不会造成不良影响。又言这些物品海关干部人人有份，后来东西多了，他们就出手倒卖，由于“进价”是零，故怎么卖都有赚头。我朋友的父亲当时就从书记手中购买了一只电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陕西省汽车一大队当汽车修理工人五年，这五年时间可以说是”我的大学”，我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工作间隙学习日本语和数理化，这五年是我向黄先生求教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语水平急速上升的五年。黄先生的故事，我也是在那五年里一点点地知道的。后来在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额奖学金，得以赴日深造，完成硕士和博士课程，这当中我的日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得益于我的恩师那些年对我的孜孜不倦的教诲。

1975年的一天，我借用大队部电话，与黄先生商量点私事，没想到遭到工厂保卫科的关注，他们专门派人来到我的工组调查我的情况：这个人平时表现如何？为什么电话里说外国话？对方是谁？有什么背景和可疑之处？他是不是间谍？幸而工组师傅实事求是，大力帮忙，说我学过日语不假，但不过是个书呆子，只懂看书和工作，别的什么也不懂。最后保卫科只是给了我一个口头警告：“今后不准在中国的土地上用日语说话！”。受到这次威胁后，我再也不敢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练习日语了。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革浩劫结束了。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国民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可以出国探亲、移民了。黄先生遂成为陕西地区第一批拿到了中国护照的公民。在海外亲友的帮助下，他携带家小，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他乡，移民国外，慢慢地和国内朋友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永远都怀念我的恩师黄先生！
(初稿于2018年01月30日)

初版链接：http://www.cn20th.org/articles/PDF/16.pdf
资料链接：
冯骥才：https://baike.baidu.com/item/冯骥才/630264?fr=aladdin
一百个人的十年：https://baike.baidu.com/item/一百个人的十年/6107803
码农：https://baike.baidu.com/item/码农
国立长春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立长春大学/5121433

张又普：反抗的艺术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巨大的灾难，数以千万计的人遭到政治迫害，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老百姓，在血腥残暴的政治迫害之下，数百万人死于非命。遭到残暴的迫害时，被迫奋起反抗者，当然为数不少。如张志新的悲壮就义；傅雷的以死抗辱；马思聪的绝命出逃等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千千万万受迫害者是难以采用这些激烈的反抗方法的，他们的反抗大抵上或是争辩、或是沉默、或是“认罪”，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反抗，给他们带来的也只能是更多的罪名、更大的灾难、更惨的结局，这样的悲剧，在文革浩劫中实在是数不胜数。那么，面对无法抗争的迫害时，有没有巧妙的抗争方法呢？本文就想給大家介绍一位，这就是我所敬重的杜伯伯。

杜运魁，1896-2001，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文革前是西北大学外语系的资深教授。当年我母亲在外语系担任日本语教学工作时，是他的青年同事。杜运魁教授不仅聪明能干，学术水平极高，而且为人忠厚善良，在工作上对自己下面的青年人颇多关照和帮助，我们全家人都很尊敬和感谢杜运魁老教授。

我从小生长于西北大学家属院，杜运魁家与我家住对门，两家门到门的距离不超过五米。他的小女儿杜棠与我姐姐同岁，两人从小是玩伴，小时候两位小姐姐在一起过家家玩时，常常拿我当她们的布娃娃使用，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其乐融融，终生不忘。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我13岁，是我有生以来有体会的第一场政治运动。西北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属于“重灾区”，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教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年逾古稀的资深老教授杜运魁，当然首当其冲。我曾亲眼见到他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顶着烈日，在校园里游街示众，而且被一位凶狠残暴的年轻造反派打得满脸是血。我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不由得死死地记住了那位打人凶手，他是西北大学毕业班学生、文革宣传队的头子。尽管这些凶手们文革后仍能心安理得、逍遥法外，但“举头三尺有神明”，恶行终会有恶报的。

在文革最疯狂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造反派们在一间教室里召开批斗会，批斗“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杜运魁。但见几位臂裹红袖章者站在台上，对着杜运魁狂呼乱叫，声嘶力竭，命令杜运魁“老实交代问题”，随之满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喧嚣，此起彼伏。杜运魁老先生则是一副茫然的、不知所措的面孔，慢条斯理地说，自己年老体衰耳背，没听清是什么问题，请发问者大声再说一次。然而再大喊数次之后，杜运魁似乎仍然听得似是而非，懵懵懂懂，乃至屡屡所答非所问，引起满场哄笑。无奈之下，批斗者只好把问题写在黑板上。但见杜老先生步履蹒跚地走近黑板，颤颤巍巍地带上自己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一顿一挫地缓声回答。然后，批斗者们相互交头接耳一阵，再逐次把后面的问题一条接一条地写到黑板上。如此一来，书面问答使得批斗会的气氛逐渐走了样，变得冗长疲沓，沉闷枯燥，台下的造反派们被磨得不耐烦了，大感索然无味之后，逐渐锋芒削弱，左右聊天者有之、出门溜达者有之，批斗大会最后终于开得大煞风景，草草收场。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忍不住捧腹大笑，对我父亲说：“杜伯伯可真厉害，弄得批斗会上的造反派一个个急得团团转呀！不过，他的耳朵真的这么糟糕吗？我常常在家门口见到他并打招呼，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耳背呀？”

当时我父亲也和杜伯伯一样，是“牛鬼蛇神”、批斗游街的对象，整天眉头紧锁、沉默寡言，怎能也像我一样“捧腹大笑”？但他仍然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杜运魁这个人真是绝顶聪明！他年迈体衰，有些耳背是真的，但远没有那么严重。他这是故作聋哑，是在用疲沓战术作无声的反抗，意在耗尽对方锐气”。在批斗会的险恶场合下，也只有这种反抗方法最智慧、最有效了。他的这种反抗，合情、合理、合法，是顺应环境的最佳方法，那真是一种充满了睿智的反抗艺术！

杜运魁老教授不仅聪明绝顶，而且心胸宽广，硬是熬过了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他又恢复了教授的职务，受迫害期间被扣发的工资，都被如数偿还，并且健康长寿地活到了105岁，成为西北大学著名的老寿星之一。杜伯伯可以含笑九泉了。
(张又普初稿于2019年06月05日)

资料链接：
北京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京大学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
张志新：https://baike.baidu.com/item/张志新/1012740?fr=aladdin
傅雷：https://baike.baidu.com/item/傅雷/80945?fr=aladdin
马思聪：https://baike.baidu.com/item/马思聪/77996?fr=aladdin

张又普：盗窃技术

很多年以前，美国微软公司开发了一款实用性极好的办公室软件，取名为Office，市场占有率极高，几乎人人都在用，缺点是价钱太贵。美国有一家A公司，购买了一套Office，按规定只能给一个人使用，然而却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办公桌前的计算机里都安装了一套，节约了大笔开支。不过，公司高层没有想到，公司员工数以千计，尽管大多数员工都热爱公司，但由于工作压力、晋级升职、人际关系等原因，总有一些人对公司心怀不满，负责安装软件的那位高级副总裁就是其中之一。他安装完软件之后，就把所有事实及证据都发送给微软公司的版权管理部门。微软公司躺赢，天上掉下馅饼来，向法院起诉A公司盗窃版权，扎扎实实让A公司赔了一大笔钱。这个案件被公布于众后，对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都是一个教训。我在美国打拼了二十余载，经历过好几家不同的公司，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明文规定禁止安装使用盗版软件，禁止一切违法行为，公司的休息间的墙上都挂有一份公告，如果员工发现公司有不法行为，请向什么什么地方揭发检举。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有一家H公司经营有方，成长为一家国际大公司。H公司对外宣布自己尊重版权、重视科研，公司所有的技术都是买来的，或是自己开发的。但是，公司高层却召开了一次公司内部的国际电视会议，商量讨论怎样从美国的公司里盗窃技术，并做了具体的战略和战术的安排。这种会议是秘密的，使用的是公司内部的安全网络，所有与会者都是值得公司信赖的高层人物。H公司的技术部门制作了该电视会议的录像，交公司安全管理部门保存。有能力接触这份录像的人，屈指可数，全都是H公司最值得信赖的核心人物。然而，不久之后，这份录像就被送到了美国政府的办公桌上，让美国政府躺赢，天上掉下馅饼来。后来中美两国发生了贸易冲突，美方指责中方盗窃美国技术，中国政府发言人义正言辞，大气凛然，矢口否认。于是，美国政府就公布了这份录像，使中国政府和H公司都很意外、尴尬、被动。

前苏联克格勃有一位B将军，被长期派驻美国，全面负责指挥和管理所有驻美克格勃间谍们的工作。B将军精明能干，成就显赫。十几年后，他期满回国，苏联已经没有了，变成了俄罗斯，他早年的部下普京成了他的上级。返回俄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B将军才意外地发现，他在美国生活的十几年期间，美国的民主、法治、平等、博爱、人权，这些西方的“精神污染”，不知不觉中“侵犯”了他的大脑中枢神经，他已经无法再返回到独裁制度下生活了。于是，B就放弃了自己的将军地位，放弃了俄国国籍，移民美国，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出了一本书，详细讲述了克格勃的在美活动状况。美国人感到非常意外，没想到克格勃如此神通广大、精明能干，众多的高级技术秘密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人偷走。B将军遗憾地指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来的大批尖端技术，被送到苏联之后，很多技术都无人理睬；有些技术则无人能看懂；有些技术受到了重视，下大功夫学习、理解，然而等到能够成功复制时，该技术已经过时了，美国人又有了新的发明创造。B将军指出：一个国家或公司，如果以盗窃技术为宗旨的话，将永远是二流水平，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脚踏实地地搞自己的科学研究，必须要持续不断地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发明创造。
(张又普初稿于2019年02月26日)

资料链接：
Office：https://baike.baidu.com/item/Microsoft%20Office/481476?fromtitle=office&fromid=6834573&fr=aladdin
美国微软公司：https://baike.baidu.com/item/微软/124767?fromtitle=微软公司&fromid=732128&fr=aladdin
普京：https://baike.baidu.com/item/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1156718?fromtitle=普京&fromid=589294&fr=aladdin

张又普：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交汇处，全岛面积约327平方公里，是两江中面积最大的岛屿。1860年前后，俄罗斯通过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将原属于中国的外东北据为己有，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这两条中国的内河就变成了两国的界河。中俄两国的边界纠纷，历史悠久，错综复杂，我学术浅薄，知识贫乏，不敢乱讲，只想谈一谈黑瞎子岛的故事。1894年，俄国人在黑瞎子岛东北侧乌苏里江岸建设布拉若内船坞，又名老船坞。1911年俄国人开始在黑瞎子岛的乌苏里江口处建设第二船坞，也称新船坞。1928年初，绥远县知事派人到黑瞎子岛调查，查明岛上住有中国民户30家，苏户17家，均系捕鱼割草为生，苏联在该岛无各种设施，只是有时派兵前往巡视。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苏联军队进占黑瞎子岛，此后开始向黑瞎子岛移民、开发建设。“绥远县”是早年间的旧县名，1929年被更名为抚远县，今为黑龙江省抚远市。

按照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国际准则，黑瞎子岛应该是中国领土，但却常年为苏联占领，构成了中苏边界纷争的一项重要内容。1929年之后，中苏双方的边界谈判经历了好几代政府，几起几落，风风雨雨，历经数十年之久。1999年12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这个议定书成为中俄边界的法律文件。2001年7月，当时的中俄两国元首江泽民和叶利钦决定平分黑瞎子岛。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放弃了对黑瞎子岛东半部的主权声索，黑瞎子岛东半部永久性地归属于俄国。

按理说，黑瞎子岛应该完全属于中国，但为什么丢了一半呢？中俄双方谈判时，俄方指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移民与建设，岛上的俄国居民已经过万，已经建成了一座小型城市。中方如果想要要回黑瞎子岛，那么岛上的数万居民就要搬迁回俄国，这笔搬迁费用以及随后的安家费用应该由中方支付。还有，岛上一座小城市的不动产，是俄国居民们多年的建设成果，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应由中方出钱购买。这种经济上的要求，符合国际惯例，中方答应了。此后，中俄双方共同聘请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三家独立中立的国际不动产公司，对上述费用进行估算，再取其平均值，作为中方应付的费用。这个数字出来之后，中国方面瞠目结舌，价钱太贵了，实在买不起。无奈之下，只好将俄国居民居住的东半部划分给俄国，中国只收回了尚未开发的西半部。

中俄之间的边界谈判，与日本无关，但日本与俄国之间也存在着边界纷争问题，因此，日本非常关注中俄边界的谈判，并发表了一些评论：领土问题事关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应该为一些眼前的经济难题而失去领土。如果换成日本，哪怕举债，也必定会凑足一笔钱，将领土买回来，绝不会象中国一样，金钱重于领土。
(张又普初稿于2019年02月14日)

资料链接：
黑瞎子岛（墙）：https://zh.wikipedia.org/wiki/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https://baike.baidu.com/item/黑瞎子岛/1107748?fr=aladdin
瑷珲条约：https://baike.baidu.com/item/瑷珲条约/359519?fr=aladdin
中俄北京条约：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俄北京条约
中东路事件：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东路事件/4133467?fr=aladdin
江泽民：https://baike.baidu.com/item/江泽民
叶利钦：https://baike.baidu.com/item/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3645895?fromtitle=%D2%B6%C0%FB%C7%D5&fromid=305168&fr=aladdin

张又普：私有制与公有制

我年轻的时候修过三年铁路，因此多年来一直很关注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我一直认为，像中国和日本这种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而像美国和加拿大这种人口密度很低的国家，则应发展小汽车之类的私人交通事业。前几年看到中国大力建设高速铁路，我持支持态度。2018年12月，我回国探亲，专门从上海乘高铁返回西安，平稳舒适，六个多小时就到了。相比当年的绿皮车，要花29个小时，深深感到，这些年中国进步了。

与国内友人交谈时，A君看到我称赞中国的高铁，非常高兴，对我说，高铁建设反映出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西方国家是私有制，搞什么民主、自由、人权，效率太低，想修高铁，只要有一户人家不肯卖地，高铁就是空话，十几年的时间都无法开工。而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是公有制，公众利益优先，高铁沿线的居民必须出让土地，政府在必要时可对“钉子户”实施强制手段进行拆迁。看看公有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吧：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多快，没几年的时间，高铁四通八达。中国优越的公有制社会制度必定将会打败西方，雄踞世界老大地位。

看到A君的自信与自豪，激起了我的联想。1960年代，日本开始建设成田飞机场，然而土地征购工作却遭到了意外的困难，有三百多户人家宁死都不肯卖地，导致机场跑道无法向北延伸。为此，成田机场曾向法院申请强行收购的许可，理由是，公众利益大于私人利益。然而法院却驳回了他们的申请，法院指出：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是所有民主、法律、人权的基础。如果强行侵犯他人的私人财产，虽然可以加快工程进度，然而却会动摇整个日本的现代化社会的根基，后患无穷。如今(本文初稿于2019年1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有一百多户人家不肯卖地，原房主早都寿终正寝了，然而他们的子孙却仍然守着祖上的百年破屋，绝不卖地。直到今日，成田机场的跑道仍然无法向北延伸。

A君自幼家境贫寒，父母双双受到政治迫害，全家人都是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然A君聪明过人、勤奋努力，考上大学，后又成为大学职员，并兼职开公司，与大学合作，一起赚钱。经三十年打拼后，发了小财，买了房子汽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步入了中产阶级的上层，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意和自豪。我没有与A君争辩，心里说，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用公众利益侵犯了私人利益，使用暴力抢夺了富人的财产，A君的家族就是受害者之一，如此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伤害，永远载入了中国历史。什么叫“公”？，一个大家族？一个村庄？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还是皇帝的家族？中国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就是一个皇权大于私权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在现代社会的发源地英国，一千多年以前就盛行：“财产不可公有，权利不可私有”。A君的观点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中国三千年皇权的自然延伸，是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这也是今日中国与世界的差异。

对私有财产产权的蔑视，导致了富人们的担忧。中国的精英阶层纷纷移民海外，以确保自家财产的安全，和子孙后代的人身安全。然而在这些移民海外的人当中，也有些人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和努力，去争取移民，他们自认为移民的理由很多，例如，要呼吸加拿大的干净空气；要让自己的子女接受美国的教育；等等等等。仍然以A君为例，他自己真心实意地热爱中国的共产主义，继续在中国发财，然而却出重金安排自己的子女移居法国，子孙后代全都不是中国人了，意欲何为？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后来说道：“我们和中国的不同点是，社会制度不一样。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都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充满了自信”。英美为首的私有制和中国的公有制，哪个更先进一些呢？自由竞争吧，让事实来说话。
(张又普初稿于2019年01月23日)

资料链接：
成田飞机场：https://baike.baidu.com/item/成田国际机场/3406827?fr=aladdin
尼克松：https://baike.baidu.com/item/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1607683?fromtitle=尼克松&fromid=84306&fr=aladdin

张又普：西北大学博物馆

我的父母亲都是西北大学的教师，西北大学家属院是我生长的地方，以至于我至今都认为，西北大学是我的家乡。2018年12月我回国探亲，听友人说，西北大学新开了一个博物馆，介绍了西北大学的历史，我当然要去参观一次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地方是：西北大学的名人录。那些21世纪的新名人，我一个都没有听说过，而那些1960年代的十几位名人，全都是我所熟悉的人，都是与我在同一个家属院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都是我久仰山斗的长辈人物。其中“郁士元”这个名子尤其引起了我的深思，并导致了本文的产生。

郁士元，1900-1985，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在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国立西北大学任教。抗日战争中的1944年，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44岁的郁士元响应号召，放弃大学教授的职务，要求参军、上前线杀敌立功，轰动全国，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慰勉，被特授予少将军衔。

我父亲在西北大学上学时，郁士元是他的老师，两人交往并不深。1945年夏季，年轻单身的我父亲只身一人前往陪都重庆闯天下，有点类似于今日在北京闯天下的“北漂”。初到重庆，两眼一抹黑，一个认识人都没有，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这时，看到报纸上说，郁士元教授访问重庆，我父亲就鼓起勇气前往郁士元下榻的旅店求援。一代名教授，面对不太了解的穷学生，当即给以了热情的帮助。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网络，办事都靠两条腿。郁士元顶着重庆夏季的烈日，四处奔走，帮助我父亲在郊区的一所中学谋得了一份教职，使我父亲可以暂时安身。数月后，我父亲参加了国民政府在重庆举办的公费出国留学生全国统一考试，有幸中榜，从此从一个社会底层的穷小子，步入中层社会，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几代人的命运。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我父亲给我讲述过这段人生奋斗史，从此以后，每当我在家属院中见到郁士元时，都会向这位家族的恩人投以感谢和尊敬的目光，并非常关注郁士元后来的状况。

1949年，郁士元谢绝了各种邀请，没有去台湾，选择了留在西安。此后十数年，各种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弄得郁士元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13岁，是我有记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终生不忘。批斗牛鬼蛇神，郁士元当然是首当其冲者，记得有一次牛鬼蛇神游街，郁士元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个大牌子，写着侮辱他的话，一边走，一边被迫高声咒骂着自己。有几位红卫兵走在他的两侧，象驱赶牲口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一位红卫兵忽然从地上捡起一个树枝，劈头盖脸地抽打郁士元的脑袋，树枝不太粗，伴随着郁士元的惨叫，树枝劈断了，郁士元满脸是血，哆嗦着拿出手帕，捂住头上血流不止的伤口，趔趄着继续游街。那时我年幼无知，挤进路边人群观看，郁士元走过时，与我之间不超过5米，我近距离听到了红卫兵的狼吼、目睹了郁士元被残暴殴打，当时就吓得呼吸急促，心颤不止！这种血腥的场面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终生不忘。

之后不久的一天，大约是在1968年中，郁士元正在牛棚参加“学习”，“交代问题”，突然闯进几个身穿警察服装的年轻人，见面不由分说，一拳就把身材矮小的、已经68岁的郁士元打翻在地，五花大绑，押走了，把我们这些邻居们震惊得目瞪口呆。自此，郁士元杳无音信好几年，据他的家属说，抓人的人是省革委会派来的，没有任何法院的逮捕令，没有任何文件手续，家属更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不知道关在哪里，不知道人是死是活，连问都不敢问一声，也没有地方去问。他好象是被黑社会绑架了似的，人间蒸发了。殊不知即使是黑社会绑架人，也还会给家属送一封勒索信呢！可是，唉！郁士元在狱中受了好几年的折磨之后，突然有一天莫名其妙地静悄悄地又回家了。没有任何法院判决书，没有任何释放证，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证明他曾经坐过许多年冤狱。唯一的证据恐怕就是他枯槁的身体和死灰的面容，还有我们这些自始至终、持续多年的关注者。后来听西北大学里的小道消息说，有人告发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与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特殊，由此他就被关进大牢，受尽侮辱与苦难，被逼问为什么潜伏大陆，上下级是谁，电报密码藏在哪里。

书写本文之前，我从网上查阅了郁士元的资料，发现网上说的当年郁士元被捕的原因，与我当年听到的小道消息不一样。有考证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后，胡乔木(后任毛泽东的秘书)曾遭北平警方追捕，遇到了危险和困难，是郁士元出面帮助和掩护了他。后来，毛与自己的秘书胡乔木翻脸，将其打入大狱，郁士元受到株连。郁士元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以前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善心人。我父亲这种社会底层的穷学生有困难，他大力相助；抗战期间国军抗日有困难，他大力相助；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有困难，他大力相助。他帮助过我的父亲，我们全家三代人都感谢他，写这篇文章怀念他，为他鸣冤叫屈。他帮助过国民党，国民党在报纸上公开对他表示感谢和嘉奖。他帮助过共产党，掩护和救援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然而却被人打得满脸是血，再关进大牢，迫害得他妻死子散，家破人亡。我没有能力去深入研究他遭遇的种种迫害以及被捕入狱的真实原因，惟有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思考。

西北大学的博物馆仅仅介绍说郁士元是西北大学的名人元老，却只字未提他在1949年之后所受到的无休止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博物馆里介绍的1960年代的那十几位名人，全都是当时学富五车的中国社会民族精英，然而他们后来无一例外地全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被批斗，被游街，被殴打、被关押，能活过文化大革命，都是很幸运的事情了。本文所写的这些内容，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西北大学博物馆是不可能介绍这些历史事实的，我的这篇文章就算是对博物馆的一份补充资料吧。
(张又普初稿于2019年01月23日)

资料链接：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
郁士元：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8043-1.shtml
西北大学博物馆：http://bwg.nwu.edu.cn/Summary/about/
北京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京大学/110221?fr=aladdin
北洋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洋大学
北平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平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京师范大学
东北大学：http://www.neu.edu.cn/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https://baike.baidu.com/item/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8990229?fr=aladdin
国民党军统：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4482020?fr=aladdin
蒋介石：https://baike.baidu.com/item/蒋介石/184548?fr=aladdin
戴笠：https://baike.baidu.com/item/戴笠/9141?fr=aladdin
考证文章：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9915-621684.html
胡乔木：https://baike.baidu.com/item/胡乔木/1043092?fr=aladdin

张又普：大学入学考试

1970年8月至1973年4月，我在陕西省紫阳县修筑襄渝铁路，隶属于铁道兵2师6团(5806部队)学生4连，我们全连180余人全都是来自于西安市的学生。那时，需要提拔几位学生担任领导，头一位被提拔的人就是Z同学，他担任连副指导员，是学生干部中的最高职务，极为醒目抢眼。后来党组织发展，头一位学生党员又是Z同学。修完铁路之后分配工作，我们大家都被分到不同的工厂当工人，只有极少数人进入国家机关，头一名还是Z同学。略微与Z同学交往，就可以感到他是一位情商水平极高，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修完铁路之后，我们连队解散，大家就失去了联系。1978年3月，我考入了西北大学，攻读计算机学士学位。入校后不久，我很意外地在校园里遇见了Z同学。方才得知，1973年4月，他被分配到陕西省政府某部门担任干部，1974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来到西北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1977年毕业时，几乎所有人都是返回原单位，他却被留校任教，专门负责管理学生们的政治思想动态。从1970年开始到我离开西北大学为止，Z同学一直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上级，他素来聪明过人，其认知能力理应在我之上，他曾经教育我说：“大学入学的推荐制度是最好的，因为进入大学的必须是人才，人才必须是公认的，而“推荐”才是体现公认的唯一方法，推荐制度下仍可能有的人才进不了大学，可是进入大学的肯定是全是人才。考试制度的效果则相反，进入大学的并非都是人才，而被公认的人才却不一定考得进大学”，言语之中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前不久，我的一位好朋友Y君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了他的出国奋斗状况。Y同学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女，从小生长在北京的高干家属院中。工农兵学员时代，他年龄尚小，等他到了上大学的年龄，曾让他满怀希望的推荐制度被废除了，他被迫从1977年开始，连考三年，而那三年的录取率分别是：4.8%，5.1%，6.5%。Y同学落榜后，愤而移民美国，考入了一所美国的普通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的某公司获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Y同学的学习成绩并非下乘，应属于中等水平，在中国录取率为5%时，他肯定考不上，但在美国录取率为80%时，他必中无疑。在美国大学毕业后，他在社会上工作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由于是高干子女，自幼受到熏陶，他极善人际关系，自然得到公司上级的喜爱与提拔，工资收入比那些曾经的优等生都要高出一筹，成了一名被公认的人才。他曾经开导我说：“我们这些共产党干部的子女，通常学习成绩都是中游水平，那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毕生奉献革命，文化水平不高的缘故。中国的考试制度的最终得益者，基本上是平民子弟，尤其是少数知识分子子弟。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时，我们基本被排除在外，故而我的前途和幸福不在中国，而在美国！”，言语之中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以上通过两位朋友的真实故事，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前途！隋朝时代开始的科举制度，让每个平民子弟都有了希望，只要努力学习，考上秀才、举人、进士，不分出身贵贱，都能在朝为官。文革时代的大学推荐制度，堵死了普通老百姓的进路，被推荐上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子女，即使也有平民子女，那不过是被用来作铺垫而已，这导致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的不满，成为社会动乱的隐患。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些平民子弟有了希望，只要凭籍自己努力，就可以考上大学，但5%的录取率阻碍了大多数高干子弟的机会，而这些人中，将来可以有所作为的潜在人才也确实不在少数，这又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成为另一种社会动乱的隐患。我们都可以见到的事实是，学习成绩绝佳的人，有的往往欠缺社交能力，难以委以重任；学习成绩低劣的人，业务实力太差，无法顺应科学技术发达的21世纪；而那些成绩看来中等的人，则不少人有很强的社会适应能力，社交能力高超，日后会成为团队工作的润滑剂，很有大用。在中国，高干子女普遍存在着一种先天性的优越感，父辈打江山、他们理应坐江山，大学的大门理应是向他们敞开的。诚然，他们当中的优秀者的确也可以在社会上出类拔萃，大多数中等水平的人则无法攀登高位，只能望洋兴叹，因为5%的大学录取率阻碍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往往把自己考不上大学的原因归结为：一是认为是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废除了推荐制度，罪不可恕；二是认为是5%的尖顶知识分子挡住了他们的前途，诚为可憎。他们少数人甚至极端地认为，应该复辟毛主席时代，即使再来一次反右斗争，把知识分子阶层重新打倒一次也不为过，非如此他们不能有出头之日。

美国是一个发达而又成熟的民主国家，确实为每一个公民都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不管你的出身、来历、种族、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勤奋努力，必定可以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并得到基本满意的工作（例如我和Y同学这种不同层次的人），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平稳。1977年恢复高考时，十几年积累的考生蜂拥而上，竞争之惨烈乃1949年之后的之最。1980年以后各个大学逐步增加了招生名额，导致录取率年年上升，公民受教育权利逐渐均等，明显缓解了社会抱怨。现今新生一代中，类似Z同学和Y同学这种聪明睿智、然而学习中等水平的人仍然很多，祝愿他们在今后的高考中都能如愿地金榜题名。更希望今日的中国社会能平等地为每一个人提供奋斗和晋升的机会，这是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10月23日)

资料链接：
襄渝铁路：https://baike.baidu.com/item/襄渝线/7586542?fr=aladdin
西北大学：http://www.nwu.edu.cn/
工农兵学员：https://baike.baidu.com/item/工农兵学员/962465?fr=aladdin

张又普：家庭影响

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历史人物陶里亚蒂”，一位网名叫“刻薄主人”的网友给我的反馈引起了我的深思，导致了本文的产生。刻薄主人是一位颇有文学才华的人，我在国内的网站上看到过他写的小说。我在文中提到，我从1963年开始关注陶里亚蒂，没想到这样一句话遭到了刻薄主人的反对。在刻薄主人看来，10岁的男孩子开始看报纸，知道陶里亚蒂，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连神童都不可能做到，是“吹牛装逼”，是“虚头巴脑”，“令观者反胃和鄙视”。我这里只轻轻地问一句：真的不可能吗？

1977年，中国恢复了大学考试，那一年，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一个少年班，专门招收智力发育较早的少年。除了科大之外，其他许多大学也招收过一些年龄较小的少年入学。这些当年被称为神童的少年天才，有的人后来移民美国加拿大，其中有几个人还成了我的朋友。与这些人有了较多的了解之后，我感到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不是神仙，其聪明和才华与他人相比各有高下不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异，相异之处可能仅仅是智力发育早了一点。世界上没有神仙，没有神童，没有天才，这些被人称为神童的人，其实是在家庭影响之下的童子功，仅仅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起步较早。

生物学指出，人类婴儿刚出生时，大脑只有一个基本框架，内部精细结构并没有发育好，需要在后天教育之下，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发育成熟。童年时代学得的知识和技巧，会成为硬件结构而被固化在大脑里，终生不会忘记。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童子功。例如，童年时代学习的语言是母语，终生不会忘记。再例如日本天才少女福原爱，她的父母亲都是乒乓球运动员，在家庭影响之下，她从三岁就开始学习乒乓球，并受到了正规和良好的训练。这种训练对她的大脑发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大脑的硬件结构就掌握了乒乓球的基本技巧。后来有人说她是乒乓天才，是父母的遗传基因好，我不同意，后天才华无法遗传，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天才，只有扎实的童子功。再看看中国的围棋高手，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父亲爱下围棋，导致自己从小热爱围棋，对自己的大脑发育产生了影响。这些人后来被人称为围棋神童天才，其实并不是什么天才，还是扎实的童子功。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知道我父亲爱看报纸，每天早上一开门，家门口都有几份当天的报纸。看报纸是我父亲雷打不动、每天必做的事情。略微长大一些之后，我的哥哥就开始看报纸，他常常就报纸上看不懂的文章追问父亲、讨教不已。我从幼儿园时代开始就喜欢玩“看报纸”的游戏，“坐”在父亲的沙发上，“穿”上父亲的大衣服，“戴”上父亲的大帽子，手中拿一份报纸，似模似样，像个小大人似的。上小学之后，我的识字能力比别的小朋友快得多，不知不觉中，报纸就从儿童玩具变成了真正的阅读。报纸里的文章很多，不可能全看，哥哥和爸爸谈论的文章，都会激起我的兴趣涟漪，连连追问。1963年我10岁，那一年中苏论战正酣，《人民日报》经常发表长篇文章。我虽然只能看懂标题和大约的内容，但爸爸哥哥对我的口头解读，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知道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论战，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第一代修正主义头目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第二代头目是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赫鲁晓夫是苏共总书记，成为头目，理所当然。陶里亚蒂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凭什么当头目呢？记得我父亲曾告诉我，他是列宁同时代的人，是当时共产主义世界里资格最老的人。

我感谢我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感谢我的家庭，我父亲是1945年底国民政府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选拔出来的公费留美学生，后来出任西北大学地理系系主任教授。我母亲是东北人，原国立长春大学毕业，日语是母语，后来出任西北大学外语系日本语教师。是他们培植了家里读书看报的风气。我哥哥的文学功底很好，他也是10岁开始看报纸，1965年陕西省举办了中学生作文竞赛，我哥哥获得全省第一名，他的名字和文章都被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让我从小养成了热爱学习和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我以前一直以为，从10岁左右开始看报纸，把“吃饭睡觉看报”作为每天的必须，理所当然，是很平常的事情，所有的人应该大抵如此。看到刻薄主人的反馈之后，我才知道“非也”，人的正常发育过程大致相同，但起步早晚时有差异存在，以往只道此浅理人所尽知，毋庸赘言，未曾想到会有人却对此等小事错愕不已，疾呼不解，或许这是人们常有的以己度人的习惯所致？同时这又使我想到，那些有文学才华的人，小时候懵懵懂懂、成年后大器晚成，的确也是很正常、更普遍的事。谢谢刻薄主人的反馈，那些刻薄言辞似乎反倒是对我的赞誉，实不敢当，原礼奉还。我不是神童，我不是天才，我不聪明，10岁开始看报纸，来自于家庭的影响，是童子功，仅此而已。

福原爱3岁开始打乒乓球；郎朗6岁开始弹钢琴；聂卫平和柯洁5岁开始下围棋；1965年的陕西省中学生“文科状元”10岁开始看报纸；在状元的影响和帮助下，状元的弟弟也是10岁开始看报纸。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在家庭影响下，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起步较早，有的人则大器晚成。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10月22日)

资料链接：
历史人物陶里亚蒂：http://www.sxxb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27&extra=
刻薄主人的反馈：http://www.sxxb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535&extra=
陶里亚蒂：https://baike.baidu.com/item/帕尔米罗·陶里亚蒂/4448175?fromtitle=陶里亚蒂&fromid=8190782&fr=aladdin
中国科技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60519?fromtitle=中国科技大学&fromid=20116490&fr=aladdin
福原爱：https://baike.baidu.com/item/福原爱/226129?fr=aladdin
伯恩斯坦：https://baike.baidu.com/item/爱德华·伯恩斯坦/3126978?fr=aladdin
考茨基：https://baike.baidu.com/item/卡尔·考茨基/5764515?fromtitle=考茨基&fromid=2104657&fr=aladdin
赫鲁晓夫：https://baike.baidu.com/item/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8676074?fromtitle=赫鲁晓夫&fromid=540046&fr=aladdin
列宁：https://baike.baidu.com/item/列宁/30258?fr=aladdin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fr=aladdin
国立长春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立长春大学/5121433?fr=aladdin
郎朗：https://baike.baidu.com/item/郎朗/302032?fr=aladdin
聂卫平：https://baike.baidu.com/item/聂卫平/664143?fr=aladdin
柯洁：https://baike.baidu.com/item/柯洁/5037756?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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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网友反馈：
网友1：张兄的聪明与见识，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无人能超越。这点毫不夸张。这在当年西北大学子弟中是共识。若科大少年班提前十年就招生，相信张兄肯定能考上。那个不相信十岁就能看报的人只能说是井底之蛙。本人差不多十岁左右也开始读报，不过是中国少年报。
网友2：很正常，我十岁开始看小说。
网友3：我十岁就把西游记全本都读了，爱看。高中就在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作文比赛获奖无数。
网友4：好文章！人从小家庭影响是符合科学道理的。“神童”之说纯属迷信无任何科学依据！
网友5：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党魁。当年很出名。我也有记忆啊，报纸上常出现。关注谈不上。刻薄这都不信？当年家里给孩子订报的多啦，是不是六三年不敢肯定，我家两份，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年报。常有同学拿参考消息到班上，相互传。毛主席提笔“中国少年报”，那几个臭字叫我质疑了两句，差点挨顿打。觉得刻薄有点……，呵呵了。
网友6：书香门第，博学之人。敬仰！
网友7:您说十岁看“中苏论战”的文章，我觉得完全可能。而“人的智力水平，体能水平，是幼儿早期接触熏陶得到的”，我不敢苟同：那只是一个启蒙，有些人没有得到，后来会失去机会；但是最终能达到的水平，大多应该是由先天遗传决定的。

张又普：学生特务

据史书记载，自清朝末期，西学渐进，中国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海外长期生活后，逐渐受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平等、人权的影响，屡屡与皇权统治者发生冲突。于是就有了政府派遣职业学生特务监督管理留学生的现象出现。有好几位朋友都曾经问过我，史书上说的是真的吗？你在日本留学多年，见过职业学生特务吗？

1985年4月至1988年3月，我在日本筑波大学攻读计算机的博士学位。筑波大学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又远离东京，根据中日建交协定，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不可以随便离开东京，筑波大学就成了他们鞭长莫及的地方。1986年4月，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筑波大学，开始他们新的人生，C同学就是其中之一，他攻读日本文学博士学位，一开始时，他并没有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C同学1977年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日本语专业，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并且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初到外交部时，仅仅是个底层员工，不是“官”。1986年，外交部派他到筑波大学公费留学。他一来就对我们大家说，他的公开身份虽然是留学生，不算外交官，没有外交豁免权，但实际上他是驻日使馆的官员，负责管理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实际上也是一个官。初次当官，洋洋得意，与我们交往时，总是一副统治者的姿态，并且自认为他的真实工作是光荣的，是值得向人炫耀的。他定期召集中国留学生会的头头们和其他骨干人物开会，调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向大使馆汇报，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些留学生遭到他的训斥与警告。

我这个人很喜欢下围棋，并且小有段位，通过下棋交了许多朋友，W同学就是我的一位棋友。记得有一天，W同学来我家下棋，对我说，他与C打羽毛球，W胜C败，C怒而声称，你胆敢惹我不悦，只需一句话，就可将你押送回国。W同学受到欺辱后，以下棋为由，来到我寓所诉苦，堂堂七尺男儿，说到痛心处，竟不禁潸然泪下。面对C同学，有一些人对他竭尽阿谀逢迎之能事，更多的人则对他敬而远之。我学计算机，与文学部距离很远，除偶然在中国人聚会时见过C同学一两次之外，平时与他没有任何来往。然而命运后来却强令我与他有了一次间接交往。

C同学在国内有一位相恋多年的女友B同学，C来到筑波大学后，顺风顺水把女友B也接到了筑波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B的研究室与我的研究室斜对门，大家常常一起上课、开会，必然有所来往。1987年的某一天，我正在研究室里苦心学习，B女士走进我们研究室，一个人坐在墙角低声哭泣，我关心地走过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B女士对我说，她刚来日本时，指导教授对她很好，但不知何故，态度慢慢地就变了。她刚刚与她的指导教授谈过话，指导教授问她，听说她的男朋友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职业学生特务，是真的吗？指导教授怀疑B女士的真实身份，不相信她是学生。面对日本指导教授的怀疑，C同学退避三舍，不敢招惹，他只敢招惹中国人，B女士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一个人悄悄地哭泣。当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仅对B女士说了一句安慰话：请多保重身体。然后扬长而去，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多余的话。B女士是一位头脑比较简单、热爱学习的人，她善良诚实，有点书呆子劲，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然而她来到筑波后，没有人敢和她交朋友，使得她非常孤立和苦闷，如果有人关心她，她一下子就能把心里话全都吐出来。然而我必须防她，就算她真是学生，她与C同学的特殊关系也令人不敢接近。那时我们都是学生，手里都是中国护照，命运捏在别人手中，我不得不防啊。

离开日本很多年之后，我听说B女士与C同学之间多次发生激烈口角，虽然两人相恋多年，而且是C出钱出力把B接到日本来，但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C同学在筑波大学学习工作了几年，没有拿到任何学位，回国却官运亨通，红得发紫。B女士获得了日本的计算机硕士学位后，留在了日本，与一位日本人结婚，加入了日本国籍。看来B女士的确是一位真正的留学生，我当年对她的警惕与防范，肯定伤了她的心，我愿意在此向她致以真诚的歉意，祝愿她在日本生活幸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08月22日)

资料链接：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围棋：http://www.hedao.vip/hedao/vip_doc/10513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