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普

张又普：兰州大学1954年罢工事件

第一节：背景

1974年，两位兰州大学地理系的青年教师来到我家，拜访我的父亲。他们两人都是于1960年代初期毕业于西北大学地理系，是我父亲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1974年两人到西安出差，顺便拜访当年的恩师。那时，我已经成年，全程旁听了他们之间的交谈，使我终生不忘，尤其是二十年前的一起罢工事件。

自满清末期，西学渐进，中国开始出现了许多新型的西式大学，从那时开始直到1957年为止，中国的大学与西方一样，都是教授治校，以教学和科学研究为大学的主要工作。1949年以后，由于工农干部的平均文化水平很低，缺乏接管大学的能力，一时间无法插手大学教育，因此那时，各个大学的校长们仍然是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一流学者。从1949年开始到1957年为止，中国共产党在8年的时间里，逐渐建立和完善了各大学里的党的基层组织，并派遣了党委书记，问鼎大学的领导权，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在老一辈知识分子心目中，那时的书记、秘书等词汇大致是同一个意思，党委书记只是帮助校长抄抄写写，发些文件而已，并没有管控教学和科研的可能。更有甚者，一些不谙世事的老教授，竟然因为党委书记没大学文凭而瞧不起他们。事实逐渐证明，校长和党委书记之间是有分工的，校长负责教学科研，党委书记则负责政治教育。那时的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成了大学教学生活的主旋律，不知不觉中，学校的领导权就逐渐地从校长手中落到了党委书记手中。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一块里程碑。从此以后，中国的大学的主要使命就公开宣布是为了培养共产主义事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大权旁落的校长、教授们当然没有能力反抗，因此，在这场权力交接的过程中，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不过事情总有特例，这就是兰州大学。兰州大学的校长、教授们与党委书记的关系非常紧张，夺权过程你争我抢、酿成事端。1954年，以校长(也许是其他校长级的人物)为首，兰州大学上百位教授们集体罢工，前往北京教育部，要求撤换党委书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人真是在鸡蛋碰石头，欲知这些人下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节：实情

1954年，以兰州大学校长(也许是其他校长级的人物)为首，全校上百位教授们集体罢工，前往北京教育部，要求撤换党委书记。当时，老资格的高级学者吴玉章正在北京。吴玉章凭借着他的名望、资历和影响，极力斡旋，说服众教授们回校复工，并随后将党委书记调走了事。整个事件看来以教授们的胜利而告结束。话说到这里，所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就都可以猜到此后的结局和下场了。1957年反右斗争狂飙骤起，那些参与了罢工事件的教授们一个个被秋后算账，几乎全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发送劳改。他们其中不少人被发送到了后来被人称之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夹边沟。近年来的历史资料指出，一旦进入夹边沟，死亡率高达90%，但对躲过夹边沟的人来说，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1966年文化大革命，兰州大学是武斗最凶狠的大学之一，所有参加过1954年罢工事件的人，最终无一漏网，全数遭到揪斗，以至于文革后竟难觅在生幸存者。

从兰州到北京要路过西安，1954年罢工时，有些参与罢工的人是我父亲的旧友，他们都会在换车时，顺路来家中看望，我父亲当时就知道这些罢工情况。1974年我闻知此事后曾问过我的父亲，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劝告、阻止他们，难道听凭他们去冒生命危险？我父亲回答说，时代不一样，想法也不同。那个时代，工厂罢工、学生罢课是常有的事，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中的合法现象。而且，当时教授们没有把党委书记放在眼里，觉得罢工只不过是要求换个党委书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又不是在反党。谁都没有想到1957年之后大学的党委书记竟然如此权重如山，更没有想到一场普通的罢工事件竟然能让众多的教授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我曾经专门到兰州大学的网站去查询了一番，而且也多次Google、百度，那里面没有任何1954年罢工事件的信息，好像此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的。当事人很早便皆已去世，其后代家属们也不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即使知道真相，料也不能诉说。如果我要是也保守沉默的话，这件事情大概就会永远地消失在茫茫历史的大海之中。我没有精力和能力去调研此事曾经发生的来龙去脉，也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收集、整理相关证据，不过，我还是想把这个曾经耳闻目睹的罢工事件写出来，留下一份文字性的历史记录。如果能借此引起一些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深入研究，那将是我的荣幸，更是对那些冤死的教授们在天之灵的一个告慰。
(张又普初稿于2016年2月13日)

资料链接：
兰州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兰州大学/162235?fr=aladdin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
吴玉章：https://baike.baidu.com/item/吴玉章/2221?fr=aladdin
夹边沟：https://baike.baidu.com/item/夹边沟/79234

张又普：台湾人林先生

人类社会是由数以十亿计的小人物组成的，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各有坎坷，都不太一样，都是社会某一个侧面的反映，所有小人物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人类大社会。作家冯骥才曾经为我们大家介绍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00位小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看一看这100个人的不同的故事，就会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个大概的了解。本人不才，文笔拙劣，平日靠计算机软件开发谋生，是个码农，写不出妙笔横生、引人入胜的精彩文章，只好平铺直叙地给大家讲一个我身边的小人物的故事。我相信，列位看官身边大概没有类似的人物。

因无法征求其本人意见，故文中主人公的名字是虚构的，但故事是真实的，都是我自己的耳闻目睹，没有任何艺术加工。

林先生于1930年代出生于台湾，整个家族好几代人都生活在台湾。日本统治台湾50年，台湾上层社会的人全都懂日语。林先生的母语是日语，不过他很有语言天才，普通话和台湾话都说的非常好，都是母语水平。林先生的家族是台湾的望族，不仅在台湾有许多企业，在浙江沿海的一个小岛上也有生意。林家人常常往返于台湾和浙江，经营两地的生意。

1949年国共战争，国军失去了大陆，但在海军空军方面，国军仍然占有优势。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大陆军队才逐渐在东南沿海一带占了上风。1954和1955两年，大陆军队陆续出兵占领了所有沿海岛屿，台湾方面则只剩下了台、澎、金、马四处。1955年的一天，尚未结婚的林先生像往常一样，只身一人来到浙江的这个小岛打理生意，抵达时天色已晚，他就先在一家旅馆小住一夜。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那个晚上，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入夜以后，正当他安详熟睡之时，守岛国军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全数退往台湾。一觉醒来，小岛已为大陆军队完全占领，面目全非。一片混乱之中，所有的交通和通信都断绝了，林先生顿时失去了与台湾家人的一切联系，成为了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之人。由于在小岛上无法生存，林先生几经磨难，漂泊到了大陆，成为了一名大陆居民。又经历了几年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孤独和挣扎，五十年代末期，一贫如洗的林先生终于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从此定居，后与一位当地女子结婚成家，两人辛苦打工，赖以度日。

陕西省距离日本很远，日军从来不曾占领过陕西，因此，在西安市境内能讲出一口流利日语的只不过有五、六个人。他们相互熟悉，并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隔三差五地要聚一下，用日语聊天，或问长问短，或谈天说地。我们家就是他们主要的聚会场所，林先生精通日语，自然也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母亲是东北人，西北大学外语系的日本语教师，不仅日语有母语水平，对日语语法的研究也颇有造诣，是他们小圈子里公认的语法翘楚。在母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似是而非地懂得一些日语语句。这个日语小圈子每次聚会时，我都会在一边旁听，努力学习日语口语和听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全都是我学习日语的好老师，尤其是林先生。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为时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象林先生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当然要遭到批斗，而且那莫须有的罪名，竟是可让人九死一生的“台湾间谍”！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台湾派来的间谍？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你刚来，驻岛守军就走了？这肯定是台湾间谍机构故意安排的！”
“蒋匪军前脚走，你后脚到，这是谁安排的！？”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
“抗拒从严，你都搞过那些破坏活动！？”
“密电码藏在哪里？毒药、手枪藏在哪里！？”
“交代你的后台和同伙！不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

随后，造反派对林先生的人格侮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无所不用其极：批斗会、“坐飞机”、戴高帽、下跪、剃光头、挨耳光、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关押“牛棚”，这些尽人皆知的文革暴行，林先生无一幸免。

1971年，发生了温都尔汗坠机事件，林彪命丧他乡，文化大革命遂遭到党内众多高干们的质疑，毛泽东在党内威信骤降，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派的影响力则趁机崛起，他们把中国的国门稍微打开了一点。当然，头一批受益者自然大都是党政高干子女，不过，老百姓也有所得：终于可以与除台湾之外的国家、地区通信了。不过在那个时代，“里通外国”仍然是重罪，“海外关系”仍然是污点。那时，每一封通往国外的往返信件都要被国家的公安机关和地方的保卫部门开封查阅，与外国通信的人当然难免承担政治风险。林先生就是中国第一批有勇气与外国通信的平头老百姓，1972年，他与他在日本的哥哥恢复了联系，从那时开始，林氏家族的人才知道林先生并没有死，而这时已经音信隔绝、天各一方了17个年头！记得1973年初，我此生见到的第一张彩色相片，就是林先生的哥哥从日本给他寄来的，当时还为此讶异不已。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二十余年来天天搞阶级斗争，国家穷得蜗居在世界最末几位，用林彪的话来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时，海外的华侨们纷纷给国内的穷亲友们寄些钱物方面的小东小西。1973年，林先生的哥哥给他寄来一个电子计算器，然而，林先生并没有收到计算器，却收到了一封北京海关寄来的通知书：“为确保国家安全，你的计算器被海关没收！”，通知书并且要求林先生必须告诉他哥哥“东西收到了”，同时还需要宣传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林先生所在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保卫科也找到他，要求他必须服从海关的命令，声言这是党的要求。那时，林先生刚刚从受批斗的牛棚出来不久，吓得诺诺连声，哪里敢说半个“不”字？数日后，林先生来到我家吐露苦水，四十多岁的大男人，气愤、痛苦得眼泪直流。自己受点屈辱没关系，只是害得哥哥也受到了连累和欺骗。当时我也亲眼见到了北京海关的通知书，心里暗自对海关咒了一句：“无耻！”。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去广州开会，乘坐的是列车软卧包厢，同室的人是一位广州海关的党委书记。虽说两人是初次见面，但在西安到广州火车里的两天时间里，两人相谈甚欢。书记炫耀他手上最新式的电子手表，坦言海关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经常有海外华侨寄来一些国内见不到的新鲜物品，海关有权依法没收，并通知收件人禁言，之后，这些东西总会有办法变成海关官员们的私人物品。开始时是人手一份，后来东西多了，就开始出手倒卖，反正进价是零，怎么卖都能赚大钱。我朋友的父亲也就顺便在车厢里从书记手中购买了一只电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陕西省汽车一大队当汽车修理工人五年，这五年时间可以说是”我的大学”，我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工作间隙学习日本语和数理化，这五年是我向林先生求教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语水平急速上升的五年。林先生的故事，我也是在那五年里一点点地知道的。后来在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额奖学金，得以赴日深造，完成硕士和博士课程，这当中我的日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得益于我的恩师那些年对我的孜孜不倦的教诲。

1975年的一天，我借用大队部电话，与林先生商量点私事，间或夹带了几句日语，没想到遭到工厂保卫科的关注，他们专门派人来到我的工组调查我的情况：这个人平时表现如何？为什么电话里说外国话？对方是谁？有什么背景和可疑之处？幸而工组师傅实事求是，大力帮忙，说我学过日语不假，但不过是个书呆子，只懂看书和工作，别的什么也不懂。最后保卫科给了我一个口头警告：“今后不准在中国用日语说话，否则违法，后果自负！”。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受到的最直接、最露骨的威胁。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毛泽东去世，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陆续上台，他们否定了毛泽东的治国方针，使中国的面貌大变，国门大开，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的平头老百姓们也终于可以出国了。林先生成为陕西省地区第一批获得了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在他哥哥的帮助下，他与仅有的几位西安友人含泪告别，带着二十多年痛苦和辛酸的回忆，移民日本，从此和我们大家失去了联系，想必他是再也不打算回中国了。
(张又普初稿于2016年1月23日)

资料链接：
冯骥才：https://baike.baidu.com/item/冯骥才/630264?fr=aladdin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fr=aladdin
周恩来：https://baike.baidu.com/item/周恩来/114814?fr=aladdin
林彪：https://baike.baidu.com/item/林彪/116221?fr=aladdin
胡耀邦：https://baike.baidu.com/item/胡耀邦/282225?fr=aladdin
邓小平：https://baike.baidu.com/item/邓小平/116181?fr=aladdin

张又普：暗礁和人造岛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日本生活了7年多，其间在日本南部的冲绳群岛发生了一起规模很大的地震，导致海底地形变化，挤出来一个新的小岛，刚好位于日本12海里之内。日本主流社会非常高兴：以这个新小岛为新的海洋基线，日本的领海又可以向外伸展12海里了。

日本是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就这样一个问题都有人敢出来与主流社会唱反调。

反主流派：国际海洋法规定，岛屿可以成为海洋基线，但暗礁不可以。暗礁的定义是，海水涨潮时落于海平面之下，只有在海水落潮时才会出现在海面以上。新小岛仅仅是个暗礁，因此，不能增加日本的领海范围。

主流派：那么，凭借日本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人工把那些暗礁填高一些，就不再是暗礁了。成为岛屿之后，应该就可以增加领海了。

反主流派：不行，国际海洋法还规定，人工岛屿不可以成为新的海洋基线，不可以拥有领空领海权。还有，海浪的侵蚀会使小岛逐渐消失，这也是新小岛的问题。

主流派：那能不能在新小岛周围建造一圈防波堤，首先要保护小岛不被海浪侵袭。下次再来地震时，小岛可能又会升高一些，成为真正的自然岛屿，这样就可以扩充领海了。

反主流派：这种做法大概可以说是打了国际海洋法的擦边球了。

不久，我移居加拿大，不太关心日本的事情，就不太清楚那个小岛后来的变化了。

近年来(本文初稿于2016年1月16日)，中国国力大增，开始有能力进军南海诸岛，先后出动大批工程船，以南海的一些暗礁为基础，填海造陆，建设了一些军用机场和码头，成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中国付出了这么大的资金和努力，当然希望在自己的飞机场附近拥有12海里领空权和领海权，心情可以理解，要求也不无道理。不过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国际海洋公法的问题：人工岛屿可以拥有12海里领空领海权吗？
(张又普初稿于2016年1月16日)

张又普：移民海外的比率

所有社会都是一种金字塔的结构，不仅人类，连猴子社会都是金字塔，有一个猴王，下面一群“大臣打手”，然后再下面是一群“平头老百姓”。人类上层社会的倾向往往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形态。从清朝末期开始，西洋人进入中国，使中国人大为震惊：原来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上层社会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重理轻文，二是崇洋媚外。成千上万的上层社会的人开始出国留学，出国镀金成了那时的风尚。

从194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非常孤立。从1972年开始，中国慢慢地对外有点松动。从1978年开始，中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本人就是乘着那个时代的潮流，离开中国，开始了后半生的留洋漂泊生活。从那时至今(1972-2016年)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有数百万人出国，其中相当大的比率的人移民海外，不再回国，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今日中国上层社会的倾向如何呢？我在海外看到很多报道，说中国有钱人的三分之一都已经、或正在移民，电影明星们几乎一半人都已移民，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和省市级的高级领导人中，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有直系亲属移民海外。这些数字可靠吗？有人指控说，这些数字都是“反华人士”编造的谎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出国人员不少都回国了，真正移民海外的人并不多嘛！作为一名平头老百姓，我能认识的上层社会人士少之又少，无法从事上层社会的调查，只能转抄别人的文章。例如上个星期的《建国大业》一文，列举出了大批移民海外的影星名单，那份名单是我抄来的，并不是我个人社会调查的结果。那么，请允许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点小小的社会调查吧。

我于1978年3月考入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全班共有同学30人，24名男生，6名女生，攻读计算机科学。那一年全国的大学入学录取率是5%，因此可以说，我们30人都是当时中国青年人当中的佼佼者。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相互间的来往就少多了。从2003年开始至今，班里的一位热心的康姓同学设立了一个网页，把我们大家重新聚合起来。虽然大家的地理距离远隔万里，但网络却使大家感觉到近在咫尺。三十多年(1982-2016)过去了，我们30人没有一人发大财，没有一人当上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人能当上将军，但也没有一人穷困潦倒，没有一人犯罪入狱，大家全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因此可以说，这30人的小团体在今日中国社会中属于中等偏上。我大约统计了一下，我们班30名同学中，有10人移民海外，占总数的33%。另外还有6个人，本人留在国内，却让子女移民海外，连同移民海外的10人在内，总计为16人，占总数的53%。

随机选取一个中上等社会团体，33%(53%)的人移民海外，那么，一个上层社会团体里有三分之一的人移民海外，应该不算夸大其词吧。
(张又普初稿于2016年01月09日)

资料链接：
建国大业：http://www.hedao.vip/hedao/vip_doc/11374694.html
建国大业：https://baike.baidu.com/item/建国大业/6690?fr=aladdin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fr=aladdin

张又普：电影《建国大业》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为作庆贺，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拍摄了一部大型电影：《建国大业》。该片由黄建新导演，云集了170多位中国一线明星，做出了最高水平的演出。本着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中国人自我出资、自我庆贺、自我歌颂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这种事情外国人通常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罢了。不过这部影片却惹起众多外国人的热情关注，并争先恐后地加入大合唱，却令人有些不解。君不信？请过问一下电影《建国大业》部分演员们所属的国籍吧，请看名单：

姓 名 国籍
陈凯歌 美国
陈 红 美国
甄子丹 美国
刘亦菲 美国
陈 冲 美国
邬君梅 美国
顾长卫 美国
蒋雯丽 美国
宁 静 美国
王 姬 美国
郎 朗 香港
李云迪 香港
胡 军 香港
汤 唯 香港
刘 璇 香港
童安格 加拿大
蒋大为 加拿大
徐 帆 加拿大
陈 明 加拿大
张铁林 英国
许 晴 日本
韦 唯 德国
沈小岑 澳大利亚
苏 瑾 新西兰
李连杰 新加坡
斯琴高娃 瑞士
胡 兵 泰国

今日的中国文艺界，高手林立，竞争激烈，有能力脱颖而出的人，全都是精华级的人物。他们当中许多人具备一个共同特点，一旦成名发财，必定会退出中国国籍，移民海外，不过仍然会继续在中国走穴赚大钱。
(张又普初稿于2016年01月02日)

资料链接：
建国大业：https://baike.baidu.com/item/建国大业/6690?fr=aladdin
黄建新：https://baike.baidu.com/item/黄建新/21284?fr=aladdin

张又普：美国的言论自由

第一节：历史背景

美国有言论自由吗？美国的基本国策是崇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享有这些自由是美国的基本人权。当然，自由不是绝对的，有很多法律限制。例如，不可以使用言论来威胁其他人的安全，不可以提倡、鼓吹暴力和战争，不可以造谣、污蔑等等。一般来说，政治观点是自由的，但也不完全，本文就想讲述一个限制政治观点自由的故事，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真人真事。

1975年4月，北越占领南越，越南战争结束。此后，作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北越模仿苏联和中国，对南越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使用暴力将几乎所有有钱人的财富没收，把所有地主、资本家们驱赶至无人烟的地方劳改，并威胁他们：尽快自己滚出越南。这些人大都是过去数百年间逐渐从中国去的移民，他们勤劳、勇敢、智慧，打拼了好几代人，创下一份不菲的家业，然而转眼之间就荡然无存。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投奔怒海，乘小船来到香港，申请政治避难。数十万难民一下子涌入香港，世界震惊，此后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西方各国陆续接受了这批难民，其中有数以万计的越南人由此来到了美国西部重镇洛杉矶，他们全都成了越南共产党的永久性的敌人。顺便说一句，有人很恰当地比喻过，富人是社会经济的大脑，穷人是手和脚，大家共同生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谁都离不开谁。我们也都曾见到过消灭富人阶级的后果，那就是苏联、中国、越南都经历过的、持续了一代人之久的贫穷与落后。

巨人是打不倒的，即使暂时倒下，站起来还是巨人。这批越南难民全都是越南民族的精英，国家经济运作的大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没几年时间，他们就又在美国的洛杉矶创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为美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集体合资，在洛杉矶建设了一个新型的越南街，一个很大的shopping mall，人称越南城、小西贡。在美国，大型商场类似于一个合资公司，首先由一家不动产公司建设和经营一大片商场专用的不动产，然后再分成小块，租赁给众多的小商铺，大家共同经营大商场。作为一家合资公司，各个商铺之间的营业内容都不太一样，相互之间不会有竞争，每天大家必须同时开门，同时关门，任何商铺都不可以随意请假关门。商场店铺众多，商品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吸引众多客户，大家共同赚钱，共同繁荣。

以上是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欲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限制言论自由的事件，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节：限制言论自由

话说在美国西部重镇洛杉矶里有一家越南城商场，人称小西贡，里面有一家小书店，经营各种英语和越南语的书籍，生意不错。一日，书店小老板进了一批新书，其中有几本是为胡志明歌功颂德的书。一些读者发现后，非常生气：胡志明双手沾满了越南人民的鲜血，为这样的恶魔歌功颂德，天理难容！他们强烈要求书店小老板把这些书下架。

小老板则表示：胡志明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仇恨有人热爱，应该允许历史学家对胡志明进行客观公正的历史学研究，应该允许不同派别的人发表不同的观点。作为一家书店，应该立场中立，不介入任何争论，不介入任何派别，平等地出售所有不同观点的书籍。本书店不仅出售有歌颂胡志明的书，同时还有许多反对胡志明的书，读者们可以自由选购，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去阅读。美国法律规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敬请大家遵纪守法，尊重美国的基本人权。

反对者们则指出，言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为希特勒和胡志明这样的大独裁者歌功颂德，是不允许的。在今日的德国，如果你敢公开歌颂希特勒，你试试看会有什么结果？双方话不投机，争论不欢而散。

若干时日后的一个周末，洛杉矶晴空万里温和宜人，数百名越南移民来到商场外的停车场，高举标语牌，抗议小书店歌颂胡志明，要求将那些书籍下架。如此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十分少见，引起大批媒体采访，并引起商场内所有员工们的关注。本人就是那时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新闻，并持续追踪了此后所有的相关详细报道。

商场大老板来到停车场，与示威群众交谈，才了解到了事件的原委和大家的要求，他表示充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并愿意亲自出面与书店小老板商谈。他向小老板指出：“胡志明是何许人也，我不清楚，胡志明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也没兴趣知道。顾客是上帝，是商场所有员工的衣食父母，顾客是属于商场全体员工的，不是你一家小书店的，更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得罪了这数百位的客户，伤害了整个商场的声誉，损害了全体员工的经济利益。请允许我代表整个商场向你请求：做事不要太任性，请满足示威者们的要求，将那些有争议的书籍下架”。

当商场大老板的请求遭到拒绝时，他勃然大怒，要求小书店立刻关门走人，对于商场方面的毁约行为，商场可以给小书店提供一定的经济赔偿。没想到书店小老板更为强硬，他拿出双方签订的契约：三年契约，还剩六个月。美国法律保护商业契约，在期满之前，任何人都无权撵他走。面对强大的美国法律和商业契约，大老板只好无可奈何地向他宣布，契约期满后，绝不续约。

商场大老板返回停车场，向示威群众们讲述了谈判的经过，请求大家给他一些时间，他向大家保证，在半年之内一定把小书店撵走。半年之后，他履行了自己对公众的诺言，小书店关门大吉，小老板带着那些有争议的书籍，永久性地离开了洛杉矶的越南城小西贡。
(张又普初稿于2015年12月19日)

资料链接：
胡志明：https://baike.baidu.com/item/胡志明/773?fr=aladdin
越南：https://baike.baidu.com/item/越南/155278?fr=aladdin
越南战争：https://baike.baidu.com/item/越南战争/299960?fr=aladdin
香港：https://baike.baidu.com/item/香港/128775?fr=aladdin
希特勒：https://baike.baidu.com/item/阿道夫·希特勒/288484?fromtitle=希特勒&fromid=163228&fr=aladdin
越南难民：https://baike.baidu.com/item/香港越南船民问题/4952849?fr=aladdin

张又普：老共产党员

前几年听说我的一位好朋友的父母亲先后寿终正寝，两人年龄只差一岁，分别享年83岁和88岁。我衷心祝愿两位老人冥福。

二老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吉林人。日本统治东北14年，正是他们学习语言的黄金年龄，因此二老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语。1945年，二人同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上学，共同攻读冶金学，因而相识结婚。苏联占领东北，随后将东北转送给先期入关的共产党军队。国共争夺东北时，国军从未跨过松花江，因此黑龙江省一直归共产党占领。于是二老都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并于1946年前后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资格够老了。当时，在平均文化水平较低的共产党内，这种高级知识分子是很有使用价值的。二老真心实意地信仰共产主义，无限热爱共产党和毛泽东，真正做到了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1949年以后被调往北京冶金部工作，最高时曾达到过比副部长低一级的水平，后来又被调往某大型钢铁企业任党委书记。

1949年以后的27年里，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被整肃的人数不胜数，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话来说，“毛主席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每次只打倒5%的人，若干次之后，所有人就都被打倒完了，只剩毛主席一个人是好人”。然而经历了这么多政治运动，二老却毫发无损，从来不曾被批斗过，每次都是他们去整肃别人。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二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他们的主持下，钢铁厂数十名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分子，发送劳改，一个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后大多数人客死他乡，只有三人侥幸活到了1979年。1978年胡耀邦为几乎所有反右斗争中的右派分子们“纠正”，那三位幸存的受害者当然也很幸运，而宣布为他们进行“纠正”的，却又是当年把他们打成右派的这两个人。本世纪初的一天，二老对我谈起了当年的反右斗争时，仍然洋洋得意地炫耀他们当年为保卫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认为把那众多人划为反革命右派，是完全必要。至于后来为右派分子们“纠正”，二老认为，那同样也很有必要，因为那是党的要求和命令。

照理说，这样的老一辈共产党高级干部是不可能与我等平头百姓小人物相识的，但我们为什么成了好朋友呢？

二老一方面忠贞不渝地深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但同时又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子女移居美国，于是后来，他们的一位宝贝儿子来美后，成了我的邻居和朋友。共产党内竞争激烈，能当上高级干部的人全都是有特殊才华的人，他们为人处世老道，顺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他们的子女也都有这方面极好的遗传基因，深受周围人喜爱。本世纪初，二老获得了美国的永居权，来美与宝贝儿子共同生活了几年，因而与我相识，并经常聊天。因在美国找到了一位能用日本语与他们聊天的人，二老更对我关照有加。移民美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要在白人圈里赚钱，犹如虎口拔牙。高干子女在国内可以享有特权，出国就没门了，大家都很平等，都必须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大家都有很多难言之苦，二老的子女当然也不例外。二老曾当着我的面多次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一定要在美国永远地生活下去，不论多么艰难困苦，绝不准返回中国。

美国的生活使二老不愉快，在美国这种汽车社会里，二老没有汽车驾照，如同没有腿，生活犹如坐牢。没有朋友聊天打麻将，非常孤单。海外人力费昂贵，请不起保姆，家务活都得自己动手，人老了干不动活，又不忍心看着子女又忙工作、又忙家务，生活中真是诸多的不满意。然而特别让老人不满意的地方是，他们发现，海外的这些中国人并不是人人都象他们一样追随共产主义。这些人有报纸、有杂志，常常针对国内弊端，指名道姓地发表一些不客气的批评文章。二老阅读了这些在国内不可能看到的文章后，气得血压升高，多次对我说，希望强大的解放军横扫美国，“把那些敢于反毛反共的人士斩尽杀绝”。

前几年，二老决定返回中国，放弃美国绿卡。然后在国内子女们的关照下，先后在北京301医院寿终正寝。

二老在世时无限忠于共产主义，痛恨腐朽没落的美帝国主义。但好像不合逻辑的是，他们除了鼓励、支持自己的两名子女移居美国之外，更进一步地设法将孙辈们尽数送往美国。时代不一样了，移民的方法也变了：国内不少的官二代、官三代们赚取了大笔财富之后，采用投资移民的方法，一次给美国政府支付(投资)百万美元，“购买”一份绿卡，家属先移民美国，自己则在太平洋上空奔波，一边继续在中国发财，一边在美国购置房产，享受幸福生活。二老就有两位孙辈都先后投出巨资，移民来到美国，比我们这些凭技术吃饭的人强多了！记得当年我们聊天时，我曾问过二老：“毛主席、共产党对你们这么好，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如此需要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求你们的子孙后代移民美国呢？你们的思想与行动之间是否有些矛盾？”。他们坦然回答道：“没有矛盾”。
(张又普初稿于2015年12月5日)

资料链接：
胡耀邦：https://baike.baidu.com/item/胡耀邦/282225?fr=aladdin

张又普：不要放鞭炮

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了，首先祝大家春节愉快。春节是中国人的大节日，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放鞭炮庆祝。但每当这时都会使我想起一件悲痛的事情。很多年以前，我的一位亲戚在除夕晚上外出打酱油准备吃年饭，正在人行道上走路时，被一枚飞来的二踢脚命中左眼，导致单眼失明，终生残废。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位坚定不移的反鞭炮人士，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坚决反对燃放鞭炮这一残害民众的封建陋习。

中国每年因为燃放鞭炮都要伤残上万人，自1949年以来至少伤残了数十万人之巨，还没有计算因为烟花工厂爆炸事故所死亡的人。每当我看到我的那位近亲终生残废的样子，任何时候我的眼泪都要涌出眼圈，夺眶而出。敬请列位看官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您的至爱的家人，您的父母妻子儿孙，外出去超市买点食品，在人行道上走路时，被一枚二踢脚命中眼睛，导致终生残废，您会如何感受？因此，敬请列位看官能理解我的过激言论，看在我的那位终生残废的亲戚的面子，看在数十万因鞭炮而伤残的中国人的面子，敬请列位看官今后终生不再燃放鞭炮，不要再让更多的人伤残。小生我在这里预先谢谢大家的理解帮助与合作。

中国人有过节热闹的习惯，可以理解。由于国外禁止燃放鞭炮，海外华人发明了一种电子鞭炮，外表形状和普通鞭炮一样，一大串子，其实是电线和特种电灯泡。通电后可以发出与放鞭炮一样的光学效果，一样的声学效果，甚至能放出烟雾来。从热闹庆祝的角度来看，与真正的鞭炮没有区别，只是安全合法。发声和发烟这两部分是可以控制的，因为有些国家不允许发出噪声，不允许污染空气。列位看官中如果有人有商业心理的话，不妨设法开个工厂生产销售这种电子鞭炮，说不定还能发点小财。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于燃放鞭炮的禁止将会越来越严。
(张又普初稿于2004年01月29日)

网友类似文章：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建议大家不要买烟花，实在钱多可以做做公益事业，今年的空气状况是什么样大家都很清楚。春节要是再燃放很多烟花的话那就比重度污染还重度污染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伦敦发生过一场很严重的雾霾天气，那次导致几千人中毒死亡，大家都不希望中国也变成这样。从身边小事做起，杜绝丁达尔效应！请热爱健康的各位转发给身边的人，为了我们的孩子们，其实也为了自己，从我做起！

网友反馈：这种害人害己的陋习，政府要禁止是很容易的。但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又不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没人愿意真管。

张又普：中国的转基因研究

基因技术的发现和研究是上世纪生物学最大的划时代的成就，并且将会成为本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潮流。以美国科学家为首，转基因技术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不过必须指出，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新型技术，还很不成熟，到目前为止，本着从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生物学家们目前仅限于食物链低端产品的研究，例如植物和细菌。这种低端生物，遗传结构比较简单，容易研究，同时与人类相距很远，即使研究失败，也不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危害。

尽管如此，全世界还是有不少人反对转基因技术用于食品改良的。不过，反对者都是外行，声音也不大。相比之下，只有中国反对的声音最大，以央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为首，不仅是一般的反对，而且有的人还上纲上线，甚至声称，转基因食品可能会使中华民族种族灭绝–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呀。不过，中国的反对者也全都是些外行人士，中国的真正的生物学家们是不会和他们去争论什么问题的。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批新秀们，积极投入转基因科学技术的研究，水平相当高。特别是一些高水平的人从美国归来，带回来许多最先进的研究课题，使得中国在转基因技术方面奋起直追，我相信，不久就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

2015年4月，广州中山大学年仅34岁的青年科学家黄军，领导一个科研团队，发表了他们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实验结果，震惊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这项技术名为CRISPR-Cas9，有朝一日或许可以会被用于根除遗传疾病。今日人类的许多疾病都是遗传性疾病，病因在于某一个遗传基因出了问题，黄军的研究课题也许会在今后的某一个时候有益于治疗人类的遗传性疾病。但在理论上，这种技术也可以用来改变人类眼睛的颜色，皮肤的颜色，头发的颜色，甚至人类的智商这样的遗传特征，并让这种变异传递到后代身上。这种后果将会引发许多法律和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人类的遗传基因非常复杂，我们至今只有一点点皮毛的常识。基因可能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相互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关系，修改一种基因是否会对其他基因产生微妙的影响？我们一无所知。是否会出现治疗好了一种疾病，却产生了更多更复杂的其它疾病？

在遗传基因研究刚刚开始起步，知识还很欠缺的今日，一下子就研究最复杂的人类基因，风险性是否太大？一旦失败，对全人类的影响如何？今日的生物学是否应该加一项新的伦理限制：暂时不要研究人类的转基因问题？黄军的研究团队因此引起了国际生物学界的关注和担忧。
(张又普初稿于2015年11月28日)

资料链接：
崔永元：https://baike.baidu.com/item/崔永元/324929?fr=aladdin

张又普：生物研究的社会伦理

生物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分支，因为其极端的复杂性，发展得很晚，水平也比较低，至今都还不是很成熟，还有很多疑问都正在努力研究之中，没有得到解决，更莫说得到神学家们的认可了。有很多宗教派别和神学家们至今仍然坚持人类是神仙创造出来的，虽然他们全都承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物理学公理是正确的。

与数学和物理学相比，生物学的研究水平还很低，很多问题人类都是似懂非懂。由于与人类的关系太过密切，如果生物学研究发生一些错误的话，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对全人类发生某些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特性使得生物学研究除了正常的科学规律之外，还必须要遵守一些必要的社会伦理方面的限制。我以前曾经看过一本书，书中列出了上百项不要去研究的生物学课题。当时我很感兴趣，记住了许多课题，然而今日回想起来，只记住了最重要的一条：不要研究人类和猩猩之间的交配问题。

在人类的努力下，马和驴之间早已交配成功，狮子和老虎之间的交配也获得了成功，人类相互之间的体外受精技术也获得了成功。这些技术说明，如果研究人和黑猩猩之间的交配，成功的概率值是很高的。不过今日的生物科学界有些社会伦理方面的限制：不要研究这种课题。因为一旦研究成功，生物学意义不大，后果却是很严重的。这些后代算人还是猩猩？他们是否可以享受人权？是否有公民权和投票权？是否可以与其他人类婚配？如果可以婚配，全体人类的平均质量和平均智力就会江河日下。幸运的是，至今为止，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们都自觉遵守这一伦理限制，没有任何人去研究这一课题。

这种伦理方面的限制不是法律限制，如果有人研究了，并不违法，但会受到全世界社会舆论的谴责。不过我们衷心希望，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不要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张又普初稿于2015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