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普

张又普：女博士杨君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噪，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据。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刨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5月13日)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www.dlufl.edu.cn/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张又普：历史人物蒋百里

蒋百里（1882-1938），男¼Œ名方震，清末秀才、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1906年留学德国，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又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今广西河池市®œ州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揭开了历时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时，中国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抗日情绪浓烈。然而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都差距甚大，面对¼º¤§的日本军队，中国军队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抗日战争能打赢吗？应该怎样打？这是一个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现实的问题。作为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军事战略学家，蒋百里心里很明白，上街发传单、喊口号是干不Ž‰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从1932年开始，蒋百里陆陆续续地发表了许多¹日战争战略问题的研究论文，提出了“持久战”这一对日战略思想。1937年初，他汇集了自±多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军事论著集《国防论》，提出了三点对日作战战略：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Š动出击上µ·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兵器和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1938年，蒋百里英年早逝，享年56岁，未能看到他所向往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他留下的军事战略思想却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介石、白崇禧等军事统帅们后来基本上执行了’‹百里提出的“持久战”这一战略思维，以弱小的›军力拖得日军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最终获得了对日战争的胜利。

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我在西北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微积分是我们的必修之课。我们使用的教材是《高等数学讲义》，作者是樊映川。这本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微积分的知识，对我的学习帮助很大，终生不忘。但我必须指出，樊映川是教科书的作者，但他不是微积分的发明创造者。

我上面引出的这一例证，是用来比喻下面的这个事实：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一系列讲演，后来他把这些讲演稿汇总在一起，编辑整理，写出了一篇文章，名字叫《论持久战》，详细地讲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思维及作战方法。毛泽东及其秘书们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但我想问一个问题：“持久战”这一对日作战战略思想的发明创造者是谁？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03月30日)

资料链接：
蒋百里：https://baike.baidu.com/item/蒋百里/642539?fr=aladdin
日本关东军：https://baike.baidu.com/item/关东军/9847?fromtitle=/关东军/9847?fromtitle=日本关东军&fromid=9512155&fr=aladdin
沈阳北大营：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大营/8928040?fr=aladdin
中日战争：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日战争/3881
国防论：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防论
蒋介石：https://baike.baidu.com/item/蒋介石
白崇禧：https://baike.baidu.com/item/白崇禧/402234?fr=aladdin
高等数学讲义：https://vdisk.weibo.com/s/auqYwb1a8eXj_
樊映川：https://baike.baidu.com/item/樊映川/3377459
论持久战：https://baike.baidu.com/item/论持久战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fr=aladdin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https://baike.baidu.com/item/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645249?fr=aladdin

张又普：越南华侨B君

1985年4月至1988年3月，我在日本筑波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课程。指导教授是中田育男，他曾经担任过日本计算机协会会长，很有名气。他在筑波大学有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中田研究室”，博士三年、硕士两年、大学四年级，每个年级都有人进入他的研究室，是一个拥有二十多人的大研究室。1986年4月，我升级为博士二年级学生，那一年有好几位大学四年的学生初次加盟我们的研究室，B君就是其中的一人。我意外地发现，他是一位来自越南的华侨，且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多次主动找他聊天，想听一听越南人是怎样评论越南的。

B君祖先是广东人，清朝中叶时，数以百万计的广东人和福建人移民南洋，人数之多，占到了当地人口的30%以上。B君的祖先就是那时移民到越南去的。那个时代，越南非常落后，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移民给越南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商业、工业、和农业。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和努力奋斗，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时，B君的父亲已经成了西贡市富甲一方的人物。那时，越南上层社会几乎全都是华裔，而越南人大多都是底层的穷人，这是双方纷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4年，越南战争开打，在苏联和中国的大力援助下，北越军队逐渐占据上风。B父判断，如果北越获胜，必定要效仿苏联和中国，掠夺和镇压富人，陷富人于地狱之中。1970年，B父安排自己的大儿子，年长B君十几岁的长兄，前往日本留学，并逐渐地将家中的多数财富安全转移到日本。1975年4月，北越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刹那间就占领了西贡，富人们根本就来不及逃跑。不久之后，B父的工厂、商场等资产都被没收，然后，在军队士兵们的保护下，几位专业人士来到B父在西贡市的豪宅，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手拿金属探测器，对墙角屋顶等隐蔽地点的内部都不放过，不仅将家庭住所没收，将所有室内财产收缴，而且将所有隐藏的金条金砖全数掠走。最后，将B君全家押送到荒凉的“新经济开发区”，令其自生自灭。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掠夺了富人的所有财产，而且还置富人于死地。越南和后来的津巴布韦，略有进步，他们没有杀害富人，只是把他们驱逐出去了事。B父与另外五家人合资购买了一条小船，载着六家人，跨越南海，来到香港避难。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数十万越南难民涌入香港，使全世界为之震动。这批人大都˜是越南社会的精英人士，几乎全都是华裔，既有才华，又有财富，深受世界各国的同情和青睐。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西方各国逐渐收纳了这些人。日本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在B兄的申请与安排‹，日本接纳了B君全家。这些越南精英们，花费了几代人的努力所积攒的财富，一刹£间被掠夺一空，使他们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有人比喻说，富人是社会的大脑，穷人是社会的手脚。事实确实如此，大家º’敬互爱、互相支持，好比一个人的全身心调动作，这样才能共同建设富裕的生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掠夺和迫害富人，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由于暴力的破坏’Œ富人的流失Œ社会总财富大幅下跌，其结果是，苏联、中国、越南、津巴布韦全都经历了历时一代人之久的经济崩溃与贫穷落后。

只有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老百姓才能过上平稳幸福的生活，这是人所周知的事实，精英们的动态最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成熟度。1980年代，香港动荡，大批富人移居海外，加拿大政府专门制定了“投资移民”法案，欢迎富人移民，导致西部重镇温哥华(Vancouver)的Richmond市变成了小香港。1990年代，台海两岸关系紧张，导致大批台湾富人纷纷移居海外。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催生形成了可观的富人阶层，据有人调查统计，中国三分之一的富豪和影视明星，或已经、或正在、或打算移居海外。就连政府高级官员，都安排自己的子女或直系亲属移居海外。他们的共同点是，家属和财产移居海外，自己则留在当地继续发财，同时手执外国护照，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走人。看来全世界的富人们都是一样的，B父一家人的做法并不少见，未雨绸缪、狡兔三窟乃是富人们的共同行为。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03月16日)

国内链接：http://www.hedao.vip/hedao/vip_doc/12002536.html
资料链接：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中田育男：https://www.ipsj.or.jp/annai/aboutipsj/meiyo/nakataikuo.html
越南战争：https://baike.baidu.com/item/越南战争/299960?fr=aladdin
越南：https://baike.baidu.com/item/越南/155278?fr=aladdin
香港：https://baike.baidu.com/item/香港/128775?fr=aladdin
越南难民：https://baike.baidu.com/item/香港越南船民问题/4952849?fr=aladdin

张又普：首期留日研究生

1977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恢复了大学高考，13届高中毕业生云集一堂，一起参考。中国的大学教育在荒废了十数年之后，开始复苏了。但是，包括应届毕业生和提前参加高考的高中生在内，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高达2000多万人，大大超过了各地的应考能力，于是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合格者才能参加高考。有勇气参加高考的人，都是自认为自己有一定把握的人，那时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那一年，全中国只能够招收27.5万人，录取率仅为4.8%，若以2000万人为基数，则录取率是1.4%，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这一届大学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时隔12年后的第一次通过考试而被录取的大学生，被人称之为“77级”，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人。

1981年秋季，在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有大学文凭或有大学毕业水准的人都可以参加，而实际参加考试的人，多数都是77级应届毕业生。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录取率不足5%。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约占全体研究生的10%。选拔的标准是：总成绩必须是国内同类专业研究生中的名列前茅者，每一项单科成绩都必须及格，外语单科成绩必须非常优秀。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

这批政府公派留学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以攻读海外硕士博士学位为目标的留学生，这批人被称之为“首期出国研究生”。我本人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中的一员。

1982年2月，我们大学毕业。1982年3月至9月，我们149名首期留日研究生来到大连外语学院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赴日预备学校，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人员培训。1982年10月6日，我们148人乘坐一架中国民航包机，一起离开中国，前往日本留学，有一人因故未能按时赴日。

我们148名首期留日研究生抵达日本后，大家分赴不同的大学，攻读不同的专业，忙于学习和生活，不知不觉中相互间就失去了联系。这些人后来到哪里去了呢？2017年6月，一些热心的同学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并于2017年10月6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聚会，纪念我们赴日留学35周年。时隔35年之后重新观察和研究这149人，我做了一些统计分析。

从2017年6月到现在(2018年2月)，除12人情况不详外，我们已与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1.9%。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4%。定居海外者当中，留在日本者为37人，23人移居美国，8人定居加拿大，其余4人则分别定居在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香港。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也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

以上这些资料都是我从“首期留日研究生”微信群里收集的，都是当事人自己提供的资料，是第一手原始资料。

在五十年代，很多日本人前往美国留学，这些人毕业后几乎都留在了美国。但六十年代以后去的留学生几乎全都返回了日本。六十年代，很多台湾人前往美国留学，这些人毕业后几乎都留在了美国。但七十年代以后去的留学生几乎全都返回了台湾。八十年代，很多中国大陆人出国留学，这些人毕业后也是相当一部分留在了海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亦大抵也是如此，与早期的日本、台湾相仿。留学生滞留海外现象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问题，乃经济发展规律使然，而不可仅仅看做是留学生的个体问题。留学生回国率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发展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一个值得社会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从事研究的重要数据。希望我上面的统计数字能有助于他们的工作。
(张又普初稿于2017年10月22日)

后记：下面三张相片是我们首期留日研究生抵达日本时，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时间是1982年10月6日和7日。
(如果想要图文并茂的PDF版，请电邮wahaha_us@yahoo.com)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s://baike.baidu.com/item/大连外国语大学/8171158?fromtitle=大连外国语学院&fromid=439471&fr=aladdin
东北师范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东北师范大学/156004?fr=aladdin
香港：https://baike.baidu.com/item/香港/128775?fr=aladdin

张又普：六个馒头

1982年3月初至8月底，我在大连外语学院接受出国培训半年，李赞东是我当时的一位同班同学。毕业之后，大家都忙于学习和生活，相互之间就断了联系。2017年6月，我们这一批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时隔35年之后，重新把我们大家连了起来。很多年没有与李赞东聊天了，没想到她问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好久未见，您好吗？馒头还能吃六个吗？”。顿时激起了我对青年时代的回忆。

1970年我17岁，在学校被集体征召到陕西省紫阳县修筑襄渝铁路，长达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在那人烟稀少的穷山沟里，供应困难，吃饭是我们这些学生最严重的问题，没有肉，没有油，没有菜，每个月干啃35斤粮食，每顿饭只有两个二两一个的小馒头，被我们戏谑为“刚够塞牙缝，勉强不饿死”。记得那年年底的一天，我们班获得了一个机会，去5806部队(铁道兵二师六团)团部出差干活。作为奖励，我们可以在团部食堂吃一顿“食べ放題”，这个词是日语，英语叫做“Buffet”，意思是说可以随便放开肚子吃，吃饱为止。那一天是我人生中不应忘怀的一天。

我们14个人进入了团部的食堂，竟然有两“山”馒头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贪婪的目光立刻从14双眼睛中喷发出来。三个月来从未吃过一顿饱饭的我们，犹如14只猛虎意外地闯入了羊圈，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有时间说一句话，面对两“山”馒头，我们这群虎狼之师“横扫千军如卷席”，真的是“所到之处，片甲不留”啊！部队食堂粮食供应有保障，馒头的标准约为一两半左右。饭后统计，最为矮小瘦弱的那位的同学“消灭”了10个馒头，最为高大强壮的那位同学消灭了24个馒头，我身高一米八三，以21个馒头“屈居亚军”。进入食堂时，我们饿得眼睛发花双腿发软，离开食堂时，我们同样眼睛发花双腿发软—-吃饱了撑的。

12年过去了，好汉不提当年勇，1982年我来到大连外院参加出国培训，每天的工作就是看书学习，顿顿都能吃饱饭，还常常有油有肉。二两一个的小馒头，一餐有六个就能打发我的肚子，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个数字，竟然给同班女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震惊得目瞪口呆。——不好意思，见笑了！如今年过花甲，江河日下，二两一个的小馒头，区区两个就足以填饱我的肚子了。呜呼！雄风早已荡然无存了，那一餐21个馒头的故事，随着我的青春、随着那饥饿的年月，一去不复返了…….

李赞东到底是个女孩子，观察细心，记忆精准，35年之后，还能回忆起我当年一顿吃了六个馒头。谢谢李赞东！帮助我回忆起了那一段有点心酸的陈年往事。
(张又普初稿于2017年06月22日)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www.dlufl.edu.cn/
李赞东：https://baike.baidu.com/item/李赞东/2364469?fr=aladdin
襄渝铁路：https://baike.baidu.com/item/襄渝铁路

张又普：关于“时效”的法律讨论

拙文《南京大屠杀》发表后，获得了许多反馈，有褒有贬有疑问，非常正常。首先要对所有花费时间阅读拙文的网友表示感谢。有些网友对于20年时效一说表示疑问：对于普通杀人犯来说，确有20年时效，但南京大屠杀不是一般的杀人罪，而是战争罪，是种族灭绝罪，是反人类罪。对于如此严重的罪行，难道过了20年就不可以追诉了吗？

疑问一：请看以色列，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追查二战期间杀害犹太人的罪犯，有一些罪犯，过了五十多年后才从南美洲抓回以色列，照样被判有罪，难道以色列的行为违法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问得极好，请允许我做出以下答复。法律不审判死人，法律不审判历史。“历史”这个名词是很含糊的，各国的法律文本中不会使用含糊的词汇，而是使用另外一个具有精确定义的法律词汇：“时效”。这是现代法律的基石，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英国人那里抄来的。一个人如果犯了罪，道义上和舆论上永远都会受到指责，这是没有时效一说的，仅仅是在法律判决上是有时效的，而且这个时效是以“起诉”为准的。

例1：A某杀人后畏罪潜逃，警察法院对A发出了逮捕令，然而过了20多年之后才将其抓捕归案。这时，A某仍然有罪，因为逮捕令是在时效之内发出的，逮捕令本身是没有时效限制的。

例2：A某杀人后掩盖杀人现场，自己若无其事、逍遥法外，警察花费了20多年之后才发现A是凶手，而在这20多年期间，A一直遵纪守法按时纳税，这时，20年时效是有效的，法院不可以起诉A的杀人罪。

二战期间，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遭到屠杀。战后，以色列政府花费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克服重重困难，制作了一份死难者名单，包括了多数遇难者的姓名、年龄、家乡、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被谁所杀等详细记录。同时也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列出了一份杀人犯的名单，并追查他们的下落。对于那些确实已经死亡的杀人犯，仅仅是指责和控诉，对于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则向他们提出了起诉，这些事情都是在战后20年之内完成的。二战后，有许多纳粹高级官员秘密逃亡南美，以色列政府不遗余力、持之以恒地抓捕他们，半个世纪之后都不放手，抓住就判刑。以色列政府的行为是合法的，因为他们在时效之内提出了对犯人们的指控。

疑问二：一百多年前，加拿大政府有一个歧视华人的法案，过了100多年之后才向华人们道歉赔偿，这可是早都过了20年时效了，怎么解释？

回答：国会是一个国家制定法律的场所，一百多年前加拿大国会通过了一项歧视华人的法案，这是当时执行的法律。不过，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在这百余年间，人权和平等成为现代人的观点。以今日之观点来考察历史，历史上有许多法律都不符合今日的观念，所以，国会要通过新的立法，废除旧法，订立新法。新法订立之后，如果再歧视华人，那就违法了。

疑问三：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杀害了数千万人，如今虽然早已过了20年，但对于如此严重的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今日的他有罪吗？

回答：对于任何种类的罪行，道义和舆论上的指责都是永恒的。由于希特勒的严重罪行，他早已被钉到了历史的羞辱柱上，遗臭万年。但由于他在战争结束前死亡，因此，任何法院和法庭都没有对他起诉，更没有对他判刑。法院不审判死人，法院不审判历史。

疑问四：上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的“肃反运动”中，数百万无辜民众惨遭杀害、监禁，他们在生命威胁之下根本没有能力去控诉那些凶手，过了20年之后，罪犯们就无罪了吗？

回答：这种犯罪是政府性犯罪，制定法律的人制定了恶法，因此，在这个政府的内部，是不可能伸张正义，判罚犯罪人的。法律认为，应该在这个政府垮台之后的20年之内，对前政府官员们的罪行提出起诉。如果前政府持续时间较短，那些罪犯还没有死亡，可以将那些罪犯绳之以法。但如果前政府持续时间很长，罪犯们都已经去世了，那就没有办法给他们判罪了。不过，对于前政府的那些罪行，舆论和道义上的谴责是永恒的。

不论多么严重的罪行，都是有时效的。更远的，例如，对于1644年多尔衮犯下的杭州大屠杀这一严重罪行，我们不能对他起诉，更不能起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罪。我们只能从历史教科书上来指控他们。近年来，南京市政府建立了博物馆，怀念30万死难同胞，从道义和历史角度，指控当年日军的残暴，肯定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贡献，是很值得赞赏的。不过，由于毛泽东的严厉镇压，在和平年代的27年里，没有向杀人凶手们提出任何指控，我们已经错过了宝贵的20年时间。当年的杀人凶手们即使没有去世，想要在法律上指控他们，显然为时已晚，但道义上的审判将会是永远的。
(张又普初稿于2017年05月30日)

资料链接：
肃反运动：https://baike.baidu.com/item/苏联肃反运动/3071601?fr=aladdin
多尔衮：https://baike.baidu.com/item/爱新觉罗·多尔衮/5404860?fromtitle=多尔衮&fromid=194564&fr=aladdin
蒋介石：https://baike.baidu.com/item/蒋介石/184548?fr=aladdin
希特勒：https://baike.baidu.com/item/阿道夫·希特勒/288484?fromtitle=希特勒&fromid=163228&fr=aladdin

张又普：南京大屠杀

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一案，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经过，中日两国的描述有差异。本文打算完全以中国方面的说词作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然后请列位看官充当法官，请裁决一下，杀害了30万人的杀人凶手们，有罪还是无罪。

1937年12月，日本派出大批军队向南京进犯。那时，中国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在武汉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守卫南京的问题。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很多高级将领都建议放弃南京，不要防守。南京这个地方，易攻不易守，又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如果强行防守，敌我军力相差悬殊，几无胜算。不如保存实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用空间来换取时间，用持久战的方法拖垮并最后战胜日军。持久战这一战略思想，出自于中国著名战略学家蒋百里，1932年，蒋百里发表了“持久战”这一战略思想，受到了中国多数军事学家的赞赏。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该文是由毛的秘书执笔，内容则是来自于蒋百里那里。言归正传，在武汉的这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国军上将唐生智站起身来，大声疾呼：

“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一枪不放就送到日本人手中，政治影响太大，怎么向全国的老百姓交账？请给我十万人马，我愿意与南京共存亡。”

面对唐生智的慷慨陈词，会场上无人敢反驳，于是，唐生智被任命为守卫南京的总指挥。十万国军在南京城下与日军苦战数日，奋勇杀敌，血流成河，最后全军覆没，据说仅少数溃散士兵乔装平民，方得以退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南京保卫战”。日军攻破南京城后，大开杀戒，一个星期内，30万南京军民遭到血腥屠杀。当然，日本方面对南京大屠杀另有说法，本文就不予复述了。

死者无言，不会说话，但至今还有成千上万的在世的中国人与南京大屠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死难者的亲属，他们渴望能将杀人凶手们绳之以法。1937年12月至1945年9月，南京被日本占领，无法立即清算屠杀罪行。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那4年期间，国共内战爆发，也没有人顾得上翻查日本侵略的旧账。1949年4月，在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35军军长吴化文的指挥下，攻占了南京城。从那时开始到1976年9月为止，毛泽东有效地统治着中国，南京是一座和平的城市。但是，在这27年的和平时间里，没有一位中国人追诉南京大屠杀。若有追诉者，说不定还会有飞来横祸！为什么呢？

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是：抗战8年是由毛泽东领导的，国民党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不打日本人，专打八路军，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想下山来摘桃子，夺取胜利果实。人们如果要提起南京大屠杀，就不能不提及南京保卫战，提及南京保卫战，就不能不提及八年抗战中的所有其它战役，那样一来，人们就会产生疑问：八年抗战究竟是谁领导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中国军队，在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之下，与日本虎狼之师共展开了22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340万热血男儿血沃沙场，214名英年将领从容殉国。其碧血常新，庇佑神州，劫灰不冷，久为国殇；其惊天地、泣鬼神之壮烈勋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常昭中华而永垂不朽”。以上打引号的部分抄自于王康的《血肉长城》。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抗战死伤军民3,500余万，为二战各国死伤之一半；中国阵亡将士340余万，是亚洲第一，居二战参战各国之第三，次于德国的531.8万人和苏军的681.7万人；中国阵亡将领200余名，是二战65国阵亡将领之总和。

而我们所学的历史课本讲述的是，八年期间是八路军打了两个大仗：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而这两仗后来都被毛泽东斥之为：“过早暴露我军力量”，“用不着去为国民党打日本人”。有案可查，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内部口号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我军力量。一分抗日，两份应付，七分发展”。日本东京有关机构对于二战期间在华死亡军人逐一做了调查统计，数字结果如下：318,883人死于国军之手，126,607人死于苏军之手，851人死于共产党军队之手。其中百团大战302人，平型关167人。所有死者均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以及被谁所杀等详细记录。

以上事实如果被中国民众知道，那么，教科书上那种说法又作何解释？如果有人追诉南京大屠杀，那岂不是在揭露谎言？岂不是在为国民党蒋介石歌功颂德？岂不是在挑战毛泽东？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977年，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陆续上台。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全面否定毛泽东的那一套，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手段，使中国完全变了个样子。1979年1月1日，中国大陆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改变了毛时代的对台政策，用“和平统一”取代了毛泽东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描述也比较客观公正，不再使用贬义词。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历史事实，以及南京大屠杀之事才被重新提起。1980年代初期，南京市政府第一次公开表示，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

以上是对于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的态度变化，如果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下面想再从法律层面简单讨论一下。

真正现代意义的法律，基本上都来源于英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法律都是参照英国法律，再结合自己国家的特点加以修改、补充、完善。法律不审判死人，法律不审判历史。“历史”这个名词是很含糊的，各国的法律文本中不会使用含糊的词汇，而是使用另外一个具有精确定义的法律词汇：“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年最新修订版]》第一篇第四章第八节的标题就是“时效”。一般来说，罪行越轻，时效越短；罪行越重，时效越长。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2款，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就不可以再追诉了。法律不是秘密，感兴趣的人可以参照下面的网页：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1/14/content_24405327.htm和http://news.sina.com.cn/c/2012-03-18/024224131765.shtml。本文所引述的中国法律，均来自于上述两个文本，敬请列位看官确认核实。

中国刑法规定，强奸罪的时效是15年。举例说明，有一位女孩子被人强奸了，然而她却严守沉默、一声不吭、过着平常人的日子，15年之后才来到法院起诉强奸犯，并出示了确凿的证据，这时法院应该怎么办呢？用通俗的话来说：

“你明明知道强奸犯人是谁，手里有如此确凿的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来法院起诉？过了15年才来，过了时效了，法院不予受理。罪犯不被入罪，并非法院失职，受害者自己要承担时效责任。”

中国刑法规定，杀人罪的时效是20年。举例说明，有一个人遭人杀害，然而他的家属却保持沉默，过着平常人的日子，20年之后才来到法院起诉杀人犯，并出示了确凿的证据，这时法院应该怎么办呢？用通俗的话来说：

“你明明知道杀人犯人是谁，手里有如此确凿的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来法院起诉？过了20年才来，过了时效了，法院不予受理。罪犯不被入罪，并非法院失职，受害者自己要承担时效责任。”

下面再来讨论一下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杀人案件发生在1937年12月，从那时开始到1949年4月为止，这12年南京处于战争状态，法律无法实施。那就让我们看看从1949年4月开始至1976年9月为止的27年和平时期吧，在这27年的和平年代里，中国没有任何人在法院指控过南京大屠杀。二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了日本的甲级战犯。在其它战胜国审判了乙、丙级战犯。这些审判完成了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比如，对南京大屠杀负责的古寿夫，由国民政府主持在南京受审后，于1947年被执行死刑。不过，还有许多杀人凶手在逃，成了漏网之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亲属希望起诉这些凶手，把他们送上法庭。然而，亲属们的这些希望被毛泽东压制了27年，时效之内的宝贵时间白白流失，长达近三十年时间，让罪犯们可以逍遥法外，乃至今日大都“寿终正寝”。虽然今天中国政府面对历史事实改变了毛时代的做法，但即使仍有凶手在生，时效已过，很难将他们绳之以法了。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心头之痛。从客观角度看，毛泽东实际上庇护了南京大屠杀的在逃凶手，这是对中国人民、对死难者家属的犯罪，遗憾的是他已经去世，任何凶手，只要离世，法律便不再会去追究了。

敬请列位看官担任法官，请审判一下以下三条：

(1) 南京大屠杀的杀人犯们，有罪还是无罪？
(2) 南京大屠杀的在逃罪犯们至今不能入罪，毛泽东有什么责任？
(3) 中国人应该怎样怀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同胞？
(张又普初稿于2017年05月24日)

资料链接：
蒋介石：https://baike.baidu.com/item/蒋介石/184548?fr=aladdin
蒋百里：https://baike.baidu.com/item/蒋百里/642539?fr=aladdin
论持久战：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120/20/57803915_810239666.shtml
唐生智：https://baike.baidu.com/item/唐生智/644686?fr=aladdin
南京保卫战：https://baike.baidu.com/item/南京保卫战/13406?fr=aladdin
吴化文：https://baike.baidu.com/item/吴化文/5236652?fr=aladdin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http://www.66law.cn/tiaoli/9.aspx
平型关战役：https://baike.baidu.com/item/平型关大捷/68644?fr=aladdin
百团大战：https://baike.baidu.com/item/百团大战/13411?fr=aladdin
邓小平：https://baike.baidu.com/item/邓小平/116181?fr=aladdin
胡耀邦：https://baike.baidu.com/item/胡耀邦/282225?fr=aladdin
告台湾同胞书：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9_01_02_485383.shtml
刑事诉讼法：http://news.sina.com.cn/c/2012-03-18/024224131765.shtml
古寿夫：https://baike.baidu.com/item/谷寿夫/5209897?fr=aladdin

张又普：从青年人Fay谈起

Michael Peter Fay，1975年5月30日出生于美国。1993年，Fay随家人来到新加坡。来到新加坡不久，Fay对停在路旁的16辆汽车喷洒油漆涂鸦，并毁坏了部分车窗。新加坡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8个月，罚款3,500新元(约合2,214美元)，并处以鞭刑12下。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受到鞭刑的美国公民，引起众人关注。鞭刑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特有的处罚，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反对和责难。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请求免去鞭刑，时任新加坡总统王鼎昌接受了请求，将鞭刑部分减至6下。1994年5月5日，Fay在新加坡皇后拘留中心被执行了6下鞭刑。数月后，Fay的父亲因违章驾驶，遭到新加坡警察的处罚，并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口角。不久后，父子二人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两人趁机发表了许多攻击和仇恨新加坡的语言。那时我在加拿大，加拿大电视台新闻节目的主持人评论说：既然新加坡这么坏，既然二人如此仇恨新加坡，为什么要离开美国，到新加坡去讨生活呢？如果一位新加坡人不喜欢新加坡，有情可原，因为出生在新加坡不是自己的选择。但对于移民到新加坡的人就不一样了，到新加坡讨生活是自己的选择，这个行动本身就说明自己喜爱新加坡，然而又要表现出对新加坡的仇恨，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反应出了自己人格的分裂。

自1972年中国逐步开放以来，四十多年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移民美国及海外各国，并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在当地落叶生根，顺应环境，过上了普通的平民生活。近年来，有不少国内友人，反美情绪很重。在我身边的朋友圈里，有一些人，都是普通的美籍华裔，让我用A先生来代表这一类人。A先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一但回国探亲或办事，就会夹杂在国内友人圈中，发表许多仇恨美国的言论，把美国说成是世界头号恶棍，是一个洪水猛兽。国内不少友人常常引用他的话来为反美情绪助威、造势，这使我不得不出来说几句话了。我想向A先生及其类似的人问一句话：既然美国这么坏，既然阁下如此仇恨美国，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到美国去讨生活呢？为什么要加入美国国籍呢？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子女移民美国呢？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子女去美国留学呢？如果一位美国人不喜欢美国，有情可原，因为出生在美国不是自己的选择。但对于去美国移民的人就不一样了，到美国讨生活是自己的选择，这个行动本身就说明自己喜爱美国，然而又要表现出对美国的仇恨，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反应出了自己人格的分裂。

有许多国人从美国回国后就自吹自擂：“毅然决然放弃海外高薪聘请，返回祖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这种大话都是比较愚蠢的谎言，被戳穿后，又有许多不同的变本，例如以上痛骂美国之事。这种人也很可能是聪明人，故意骗人，套国内同胞的近乎，用以追求个人利益。其实一个人心里想些什么事情，他的脚是最清楚的，加拿大人称之为“用脚投票”；马克思称之为“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都重要”；中国人称之为“屁股决定立场”。这是自然规律，是生物顺应环境的一种表现形态，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一个人的言论违反了自然规律，这种人大概是有一些问题的。
(张又普初稿于2017年05月30日)

资料链接：
Michael Peter Fay：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P._Fay
克林顿：https://baike.baidu.com/item/威廉·杰斐逊·克林顿/1407353?fromtitle=克林顿&fromid=377315&fr=aladdin
马克思：https://baike.baidu.com/item/卡尔·马克思/158728?fromtitle=马克思&fromid=161976&fr=aladdin

张又普：历史人物海森堡

维尔纳·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代表性人物。1932年，海森堡因为“创立量子力学以及由此导致的氢的同素异形体的发现”，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他的《量子论的物理学基础》是量子力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

希特勒上台后，许多德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科学家遭到政治迫害，也有许多科学家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先后离开德国，移民美国，例如德国的爱因斯坦和意大利的费米。还有一些科学家则留在了德国，例如海森堡。1939年，以海森堡为首，德国开始秘密研制原子弹。1941年9月，海森堡来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拜访他的恩师玻尔(1885-1962)，希望波尔能加入他的原子弹计划，遭到婉言谢绝。那时，丹麦处于德国的占领状态，波尔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忧，不久就离开丹麦，移居美国，加入了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帮助美国研制原子弹，并获得了成功。而海森堡的工作却很不顺利，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造出原子弹来。战争结束后，海森堡自我辩解说，他一贯反对希特勒，故意没有造出原子弹来，有很多人都相信了他的谎言。然而，2002年2月6日，波尔的家属公布了波尔生前写给海森堡的信，信中可清楚地看出，海森堡是全力支持希特勒的，他曾竭力劝说波尔加入德国的原子弹计划中。没能造出原子弹来，一是因为盟军的封锁，使德国没有足够的原料，二是因为海森堡的数学能力有限，对于几个关键参数的计算，未能得出正确的数值。

1933年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将国体改为独裁，禁止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对外不断地提出领土要求，对内则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时，美国常驻德国记者威廉.夏伊勒 (William Lawrence Shirer, 1904年2月23日- 1993年12月28日)发现，希特勒对外蔑视国际公法，对邻国提出非法要求，对内宣传充满了谎言，欺骗民众。但是不仅一般德国民众相信这些谎言，就连大学的教授们都对这些谎言深信不疑，正应了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的：“谎言说了一百遍就成了真理”。1960年，夏伊勒出版了名著”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第三帝国的兴亡)，详细地讲述了以上内容，现在看来，海森堡就是其中一位深信希特勒谎言的科学家。那时，德国不断地出现了一场又一场的义和团似的”奉旨造反”的群众运动，最终把德国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之中，在德国造就了历史上最深重的民族灾难。

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的良知，当国家出现蔑视国际公法的愚昧无知的“义和团运动”时，知识分子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澄清事实，为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泼冷水。然而，包括海森堡在内的那些德国高智商的科学家们，不但没有伸张正义，反而加入到“义和团运动”中。德国之所以遭遇灭顶之灾，像海森堡这种社会影响力极大的著名科学家，至少应该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吧。

近年来，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中国民间不断涌现一些义和团式的人物，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无视政府间正常的外交行动，今天呼喊打倒A国，明天游行抵制B国，大有要树敌于天下之势。幸运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良知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例如，2012年反日游行，当有人砸毁汽车时，我的一位国内网友立刻公开指责了这种违法的暴力行动。又如，2017年抵制韩国运动时，又有一位国内网友公开指出，抵制应该遵守法律，不可以使用暴力。我对这些网友表示敬意。
(张又普初稿于2017年3月28日)

资料链接：
维尔纳·海森堡：https://baike.baidu.com/item/沃纳·海森堡/972614?fromtitle=维尔纳·海森堡&fromid=7699275&fr=aladdin
哥本哈根学派：https://baike.baidu.com/item/哥本哈根学派/3368910?fr=aladdin
爱因斯坦：https://baike.baidu.com/item/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27535?fromtitle=爱因斯坦&fromid=122624
费米：https://baike.baidu.com/item/恩利克·费米
玻尔：https://baike.baidu.com/item/尼尔斯·玻尔/315310?fr=aladdin
曼哈顿计划：https://baike.baidu.com/item/曼哈顿计划/2141?fr=aladdin
威廉.夏伊勒：https://baike.baidu.com/item/威廉·夏伊勒/10081968?fr=aladdin
第三帝国的兴亡：https://baike.baidu.com/item/第三帝国的兴亡/4090520?fr=aladdin
希特勒：https://baike.baidu.com/item/阿道夫·希特勒/288484?fromtitle=希特勒&fromid=163228&fr=aladdin

张又普：文革式论文

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我在西北大学计算机系上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我们系有一位青年教授，名叫洪蓬，是当时非常优秀的一位青年才俊。他不仅业务本领高强，讲课也很清晰，我从他的身上受益颇多，永远都尊敬和感谢这位恩师。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埋头苦干，刻苦钻研，发明了一套使用二进制计算机开平方的快速简明计算方法，为人类的计算机科学做出了一份小小的贡献。若干年之后，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我上了大学，认识了他，他给了我一份他当年的学术论文的单行本。打开他那份文革时期写出来的中文论文，首先映入眼中的是：歌颂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真正好，开平方算法源自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然后才能进入主题，类似于今日文艺作品的插入式广告，在开平方计算算法的数学描述中，也必须要参杂一些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歌颂语句。洪教授对我说，请不要在意这些文革词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这么写，论文就发不出去。他后来用英语重写了自己的论文，投稿到美国高水平的IEEE杂志上发表，那才是一份真正意义的计算机科学的学术论文，歌功颂德的文革词汇，已被扫除干净。

我于1982年离开中国，至今(本文初稿于2017年1月)已三十余载，长期的海外生活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感言记录下来，不知不觉中已经累积了二百余篇短文，先后在国内外的一些网页和微信群中发表，获得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反馈，有褒有贬。有一位国内网友对我说，看了我的文章，令人心情沉重，文中没有任何正能量，让人心里发堵不愉快，很想批判反驳我的文章，但又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我对他说，能否帮我修改一下我的文章，请教给我，怎样写，才能让人心情愉快。那位网友是个文章高手，多才多艺，提笔就给了我一份修改稿。简单地说，他的修改稿，首先要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赞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习近平主席，然后再进入正文。类似于今日文艺作品的插入式广告，在正文中也必须要参杂许多歌颂语句。我把他的修改稿存入我的资料库中，作为我今后写文章的一种参考资料。但是，我没有接受他的修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文笔和风格，他的修改稿与我个人的写作风格不一样，我写文章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立场中立、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有一位国内网友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悲剧。另一位网友则指出：文革已经结束四十余载，不要老纠缠过去，要面向未来，多一些正能量，中国社会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今后，文革式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了。

文革不会重演吗？文革为什么会发生？研究过文革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吗？研究过社会制度与文革的关系吗？对于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不宽容有变化吗？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无视，有改进吗？我很担心，“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虽然今后可能不会再使用了，但是…..。
(张又普初稿于2017年1月1日)

资料链接：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fr=aladdin
洪蓬：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BDZ1981030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