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普

私有制与公有制

我年轻的时候修过三年铁路，因此多年来一直很关注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我一直认为，像中国和日本这种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而像美国和加拿大这种人口密度很低的国家，则应发展小汽车之类的私人交通事业。前几年看到中国大力建设高速铁路，我持支持态度。2018年12月，我回国探亲，专门从上海乘高铁返回西安，平稳舒适，六个多小时就到了。相比当年的绿皮车，要花29个小时，深深感到，这些年中国进步了。

与国内友人交谈时，A君看到我称赞中国的高铁，非常高兴，对我说，高铁建设反映出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西方国家是私有制，搞什么民主、自由、人权，效率太低，想修高铁，只要有一户人家不肯卖地，高铁就是空话，十几年的时间都无法开工。而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是公有制，公众利益优先，高铁沿线的居民必须出让土地，政府在必要时可对“钉子户”实施强制手段进行拆迁。看看公有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吧：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多快，没几年的时间，高铁四通八达。中国优越的公有制社会制度必定将会打败西方，雄踞世界老大地位。

看到A君的自信与自豪，激起了我的联想。1960年代，日本开始建设成田飞机场，然而土地征购工作却遭到了意外的困难，有三百多户人家宁死都不肯卖地，导致机场跑道无法向北延伸。为此，成田机场曾向法院申请强行收购的许可，理由是，公众利益大于私人利益。然而法院却驳回了他们的申请，法院指出：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是所有民主、法律、人权的基础。如果强行侵犯他人的私人财产，虽然可以加快工程进度，然而却会动摇整个日本的现代化社会的根基，后患无穷。如今(本文初稿于2019年1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有一百多户人家不肯卖地，原房主早都寿终正寝了，然而他们的子孙却仍然守着祖上的百年破屋，绝不卖地。直到今日，成田机场的跑道仍然无法向北延伸。

A君自幼家境贫寒，父母双双受到政治迫害，全家人都是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然A君聪明过人、勤奋努力，考上大学，后又成为大学职员，并兼职开公司，与大学合作，一起赚钱。经三十年打拼后，发了小财，买了房子汽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步入了中产阶级的上层，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意和自豪。我没有与A君争辩，心里说，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用公众利益侵犯了私人利益，使用暴力抢夺了富人的财产，A君的家族就是受害者之一，如此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伤害，永远载入了中国历史。什么叫“公”？，一个大家族？一个村庄？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国家？还是皇帝的家族？中国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就是一个皇权大于私权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在现代社会的发源地英国，一千多年以前就盛行：“财产不可公有，权利不可私有”。A君的观点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中国三千年皇权的自然延伸，是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这也是今日中国与世界的差异。

对私有财产产权的蔑视，导致了富人们的担忧。中国的精英阶层纷纷移民海外，以确保自家财产的安全，和子孙后代的人身安全。然而在这些移民海外的人当中，也有些人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和努力，去争取移民，他们自认为移民的理由很多，例如，要呼吸加拿大的干净空气；要让自己的子女接受美国的教育；等等等等。仍然以A君为例，他自己真心实意地热爱中国的共产主义，继续在中国发财，然而却出重金安排自己的子女移居法国，子孙后代全都不是中国人了，意欲何为？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后来说道：“我们和中国的不同点是，社会制度不一样。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都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充满了自信”。英美为首的私有制和中国的公有制，哪个更先进一些呢？自由竞争吧，让事实来说话。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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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
成田飞机场：https://baike.baidu.com/item/成田国际机场/3406827?fr=aladdin
尼克松：https://baike.baidu.com/item/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1607683?fromtitle=尼克松&fromid=84306&fr=aladdin

西北大学博物馆

我的父母亲都是西北大学的教师，西北大学家属院是我生长的地方，以至于我至今都认为，西北大学是我的家乡。2018年12月我回国探亲，听友人说，西北大学新开了一个博物馆，介绍了西北大学的历史，我当然要去参观一次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地方是：西北大学的名人录。那些21世纪的新名人，我一个都没有听说过，而那些1960年代的十几位名人，全都是我所熟悉的人，都是与我在同一个家属院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都是我久仰山斗的长辈人物。其中“郁士元”这个名子尤其引起了我的深思，并导致了本文的产生。

郁士元，1900-1985，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在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国立西北大学任教。抗日战争中的1944年，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44岁的郁士元响应号召，放弃大学教授的职务，要求参军、上前线杀敌立功，轰动全国，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慰勉，被特授予少将军衔。

我父亲在西北大学上学时，郁士元是他的老师，两人交往并不深。1945年夏季，年轻单身的我父亲只身一人前往陪都重庆闯天下，有点类似于今日在北京闯天下的“北漂”。初到重庆，两眼一抹黑，一个认识人都没有，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这时，看到报纸上说，郁士元教授访问重庆，我父亲就鼓起勇气前往郁士元下榻的旅店求援。一代名教授，面对不太了解的穷学生，当即给以了热情的帮助。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网络，办事都靠两条腿。郁士元顶着重庆夏季的烈日，四处奔走，帮助我父亲在郊区的一所中学谋得了一份教职，使我父亲可以暂时安身。数月后，我父亲参加了国民政府在重庆举办的公费出国留学生全国统一考试，有幸中榜，从此从一个社会底层的穷小子，步入中层社会，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几代人的命运。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我父亲给我讲述过这段人生奋斗史，从此以后，每当我在家属院中见到郁士元时，都会向这位家族的恩人投以感谢和尊敬的目光，并非常关注郁士元后来的状况。

1949年，郁士元谢绝了各种邀请，没有去台湾，选择了留在西安。此后十数年，各种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弄得郁士元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13岁，是我有记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终生不忘。批斗牛鬼蛇神，郁士元当然是首当其冲者，记得有一次牛鬼蛇神游街，郁士元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个大牌子，写着侮辱他的话，一边走，一边被迫高声咒骂着自己。有几位红卫兵走在他的两侧，象驱赶牲口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一位红卫兵忽然从地上捡起一个树枝，劈头盖脸地抽打郁士元的脑袋，树枝不太粗，伴随着郁士元的惨叫，树枝劈断了，郁士元满脸是血，哆嗦着拿出手帕，捂住头上血流不止的伤口，趔趄着继续游街。那时我年幼无知，挤进路边人群观看，郁士元走过时，与我之间不超过5米，我近距离听到了红卫兵的狼吼、目睹了郁士元被残暴殴打，当时就吓得呼吸急促，心颤不止！这种血腥的场面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终生不忘。

之后不久的一天，大约是在1968年中，郁士元正在牛棚参加“学习”，“交代问题”，突然闯进几个身穿警察服装的年轻人，见面不由分说，一拳就把身材矮小的、已经68岁的郁士元打翻在地，五花大绑，押走了，把我们这些邻居们震惊得目瞪口呆。自此，郁士元杳无音信好几年，据他的家属说，抓人的人是省革委会派来的，没有任何法院的逮捕令，没有任何文件手续，家属更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不知道关在哪里，不知道人是死是活，连问都不敢问一声，也没有地方去问。他好象是被黑社会绑架了似的，人间蒸发了。殊不知即使是黑社会绑架人，也还会给家属送一封勒索信呢！可是，唉！郁士元在狱中受了好几年的折磨之后，突然有一天莫名其妙地静悄悄地又回家了。没有任何法院判决书，没有任何释放证，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证明他曾经坐过许多年冤狱。唯一的证据恐怕就是他枯槁的身体和死灰的面容，还有我们这些自始至终、持续多年的关注者。后来听西北大学里的小道消息说，有人告发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与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特殊，由此他就被关进大牢，受尽侮辱与苦难，被逼问为什么潜伏大陆，上下级是谁，电报密码藏在哪里。

书写本文之前，我从网上查阅了郁士元的资料，发现网上说的当年郁士元被捕的原因，与我当年听到的小道消息不一样。有考证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后，胡乔木(后任毛泽东的秘书)曾遭北平警方追捕，遇到了危险和困难，是郁士元出面帮助和掩护了他。后来，毛与自己的秘书胡乔木翻脸，将其打入大狱，郁士元受到株连。郁士元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以前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善心人。我父亲这种社会底层的穷学生有困难，他大力相助；抗战期间国军抗日有困难，他大力相助；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有困难，他大力相助。他帮助过我的父亲，我们全家三代人都感谢他，写这篇文章怀念他，为他鸣冤叫屈。他帮助过国民党，国民党在报纸上公开对他表示感谢和嘉奖。他帮助过共产党，掩护和救援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然而却被人打得满脸是血，再关进大牢，迫害得他妻死子散，家破人亡。我没有能力去深入研究他遭遇的种种迫害以及被捕入狱的真实原因，惟有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思考。

西北大学的博物馆仅仅介绍说郁士元是西北大学的名人元老，却只字未提他在1949年之后所受到的无休止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博物馆里介绍的1960年代的那十几位名人，全都是当时学富五车的中国社会民族精英，然而他们后来无一例外地全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被批斗，被游街，被殴打、被关押，能活过文化大革命，都是很幸运的事情了。本文所写的这些内容，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西北大学博物馆是不可能介绍这些历史事实的，我的这篇文章就算是对博物馆的一份补充资料吧。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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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
郁士元：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8043-1.shtml
西北大学博物馆：http://bwg.nwu.edu.cn/Summary/about/
北京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京大学/110221?fr=aladdin
北洋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洋大学
北平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平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京师范大学
东北大学：http://www.neu.edu.cn/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https://baike.baidu.com/item/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8990229?fr=aladdin
国民党军统：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4482020?fr=aladdin
蒋介石：https://baike.baidu.com/item/蒋介石/184548?fr=aladdin
戴笠：https://baike.baidu.com/item/戴笠/9141?fr=aladdin
考证文章：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9915-621684.html
胡乔木：https://baike.baidu.com/item/胡乔木/1043092?fr=aladdin

大学入学考试

1970年8月至1973年4月，我在陕西省紫阳县修筑襄渝铁路，隶属于铁道兵2师6团(5806部队)学生4连，我们全连180余人全都是来自于西安市的学生。那时，需要提拔几位学生担任领导，头一位被提拔的人就是Z同学，他担任连副指导员，是学生干部中的最高职务，极为醒目抢眼。后来党组织发展，头一位学生党员又是Z同学。修完铁路之后分配工作，我们大家都被分到不同的工厂当工人，只有极少数人进入国家机关，头一名还是Z同学。略微与Z同学交往，就可以感到他是一位情商水平极高，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修完铁路之后，我们连队解散，大家就失去了联系。1978年3月，我考入了西北大学，攻读计算机学士学位。入校后不久，我很意外地在校园里遇见了Z同学。方才得知，1973年4月，他被分配到陕西省政府某部门担任干部，1974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来到西北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1977年毕业时，几乎所有人都是返回原单位，他却被留校任教，专门负责管理学生们的政治思想动态。从1970年开始到我离开西北大学为止，Z同学一直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上级，他素来聪明过人，其认知能力理应在我之上，他曾经教育我说：“大学入学的推荐制度是最好的，因为进入大学的必须是人才，人才必须是公认的，而“推荐”才是体现公认的唯一方法，推荐制度下仍可能有的人才进不了大学，可是进入大学的肯定是全是人才。考试制度的效果则相反，进入大学的并非都是人才，而被公认的人才却不一定考得进大学”，言语之中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前不久，我的一位好朋友Y君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了他的出国奋斗状况。Y同学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女，从小生长在北京的高干家属院中。工农兵学员时代，他年龄尚小，等他到了上大学的年龄，曾让他满怀希望的推荐制度被废除了，他被迫从1977年开始，连考三年，而那三年的录取率分别是：4.8%，5.1%，6.5%。Y同学落榜后，愤而移民美国，考入了一所美国的普通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的某公司获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Y同学的学习成绩并非下乘，应属于中等水平，在中国录取率为5%时，他肯定考不上，但在美国录取率为80%时，他必中无疑。在美国大学毕业后，他在社会上工作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由于是高干子女，自幼受到熏陶，他极善人际关系，自然得到公司上级的喜爱与提拔，工资收入比那些曾经的优等生都要高出一筹，成了一名被公认的人才。他曾经开导我说：“我们这些共产党干部的子女，通常学习成绩都是中游水平，那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毕生奉献革命，文化水平不高的缘故。中国的考试制度的最终得益者，基本上是平民子弟，尤其是少数知识分子子弟。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时，我们基本被排除在外，故而我的前途和幸福不在中国，而在美国！”，言语之中大有愤愤不平之意。

以上通过两位朋友的真实故事，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前途！隋朝时代开始的科举制度，让每个平民子弟都有了希望，只要努力学习，考上秀才、举人、进士，不分出身贵贱，都能在朝为官。文革时代的大学推荐制度，堵死了普通老百姓的进路，被推荐上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子女，即使也有平民子女，那不过是被用来作铺垫而已，这导致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的不满，成为社会动乱的隐患。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些平民子弟有了希望，只要凭籍自己努力，就可以考上大学，但5%的录取率阻碍了大多数高干子弟的机会，而这些人中，将来可以有所作为的潜在人才也确实不在少数，这又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成为另一种社会动乱的隐患。我们都可以见到的事实是，学习成绩绝佳的人，有的往往欠缺社交能力，难以委以重任；学习成绩低劣的人，业务实力太差，无法顺应科学技术发达的21世纪；而那些成绩看来中等的人，则不少人有很强的社会适应能力，社交能力高超，日后会成为团队工作的润滑剂，很有大用。在中国，高干子女普遍存在着一种先天性的优越感，父辈打江山、他们理应坐江山，大学的大门理应是向他们敞开的。诚然，他们当中的优秀者的确也可以在社会上出类拔萃，大多数中等水平的人则无法攀登高位，只能望洋兴叹，因为5%的大学录取率阻碍了他们的前途。他们往往把自己考不上大学的原因归结为：一是认为是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废除了推荐制度，罪不可恕；二是认为是5%的尖顶知识分子挡住了他们的前途，诚为可憎。他们少数人甚至极端地认为，应该复辟毛主席时代，即使再来一次反右斗争，把知识分子阶层重新打倒一次也不为过，非如此他们不能有出头之日。

美国是一个发达而又成熟的民主国家，确实为每一个公民都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不管你的出身、来历、种族、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勤奋努力，必定可以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并得到基本满意的工作（例如我和Y同学这种不同层次的人），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平稳。1977年恢复高考时，十几年积累的考生蜂拥而上，竞争之惨烈乃1949年之后的之最。1980年以后各个大学逐步增加了招生名额，导致录取率年年上升，公民受教育权利逐渐均等，明显缓解了社会抱怨。现今新生一代中，类似Z同学和Y同学这种聪明睿智、然而学习中等水平的人仍然很多，祝愿他们在今后的高考中都能如愿地金榜题名。更希望今日的中国社会能平等地为每一个人提供奋斗和晋升的机会，这是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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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
襄渝铁路：https://baike.baidu.com/item/襄渝线/7586542?fr=aladdin
西北大学：http://www.nwu.edu.cn/
工农兵学员：https://baike.baidu.com/item/工农兵学员/962465?fr=aladdin

家庭影响

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历史人物陶里亚蒂”，一位网名叫“刻薄主人”的网友给我的反馈引起了我的深思，导致了本文的产生。刻薄主人是一位颇有文学才华的人，我在国内的网站上看到过他写的小说。我在文中提到，我从1963年开始关注陶里亚蒂，没想到这样一句话遭到了刻薄主人的反对。在刻薄主人看来，10岁的男孩子开始看报纸，知道陶里亚蒂，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连神童都不可能做到，是“吹牛装逼”，是“虚头巴脑”，“令观者反胃和鄙视”。我这里只轻轻地问一句：真的不可能吗？

1977年，中国恢复了大学考试，那一年，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一个少年班，专门招收智力发育较早的少年。除了科大之外，其他许多大学也招收过一些年龄较小的少年入学。这些当年被称为神童的少年天才，有的人后来移民美国加拿大，其中有几个人还成了我的朋友。与这些人有了较多的了解之后，我感到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不是神仙，其聪明和才华与他人相比各有高下不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异，相异之处可能仅仅是智力发育早了一点。世界上没有神仙，没有神童，没有天才，这些被人称为神童的人，其实是在家庭影响之下的童子功，仅仅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起步较早。

生物学指出，人类婴儿刚出生时，大脑只有一个基本框架，内部精细结构并没有发育好，需要在后天教育之下，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发育成熟。童年时代学得的知识和技巧，会成为硬件结构而被固化在大脑里，终生不会忘记。这种现象被称之为童子功。例如，童年时代学习的语言是母语，终生不会忘记。再例如日本天才少女福原爱，她的父母亲都是乒乓球运动员，在家庭影响之下，她从三岁就开始学习乒乓球，并受到了正规和良好的训练。这种训练对她的大脑发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大脑的硬件结构就掌握了乒乓球的基本技巧。后来有人说她是乒乓天才，是父母的遗传基因好，我不同意，后天才华无法遗传，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天才，只有扎实的童子功。再看看中国的围棋高手，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父亲爱下围棋，导致自己从小热爱围棋，对自己的大脑发育产生了影响。这些人后来被人称为围棋神童天才，其实并不是什么天才，还是扎实的童子功。

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知道我父亲爱看报纸，每天早上一开门，家门口都有几份当天的报纸。看报纸是我父亲雷打不动、每天必做的事情。略微长大一些之后，我的哥哥就开始看报纸，他常常就报纸上看不懂的文章追问父亲、讨教不已。我从幼儿园时代开始就喜欢玩“看报纸”的游戏，“坐”在父亲的沙发上，“穿”上父亲的大衣服，“戴”上父亲的大帽子，手中拿一份报纸，似模似样，像个小大人似的。上小学之后，我的识字能力比别的小朋友快得多，不知不觉中，报纸就从儿童玩具变成了真正的阅读。报纸里的文章很多，不可能全看，哥哥和爸爸谈论的文章，都会激起我的兴趣涟漪，连连追问。1963年我10岁，那一年中苏论战正酣，《人民日报》经常发表长篇文章。我虽然只能看懂标题和大约的内容，但爸爸哥哥对我的口头解读，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知道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论战，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第一代修正主义头目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第二代头目是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赫鲁晓夫是苏共总书记，成为头目，理所当然。陶里亚蒂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凭什么当头目呢？记得我父亲曾告诉我，他是列宁同时代的人，是当时共产主义世界里资格最老的人。

我感谢我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感谢我的家庭，我父亲是1945年底国民政府通过全国统一考试选拔出来的公费留美学生，后来出任西北大学地理系系主任教授。我母亲是东北人，原国立长春大学毕业，日语是母语，后来出任西北大学外语系日本语教师。是他们培植了家里读书看报的风气。我哥哥的文学功底很好，他也是10岁开始看报纸，1965年陕西省举办了中学生作文竞赛，我哥哥获得全省第一名，他的名字和文章都被发表在《陕西日报》上。是这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让我从小养成了热爱学习和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我以前一直以为，从10岁左右开始看报纸，把“吃饭睡觉看报”作为每天的必须，理所当然，是很平常的事情，所有的人应该大抵如此。看到刻薄主人的反馈之后，我才知道“非也”，人的正常发育过程大致相同，但起步早晚时有差异存在，以往只道此浅理人所尽知，毋庸赘言，未曾想到会有人却对此等小事错愕不已，疾呼不解，或许这是人们常有的以己度人的习惯所致？同时这又使我想到，那些有文学才华的人，小时候懵懵懂懂、成年后大器晚成，的确也是很正常、更普遍的事。谢谢刻薄主人的反馈，那些刻薄言辞似乎反倒是对我的赞誉，实不敢当，原礼奉还。我不是神童，我不是天才，我不聪明，10岁开始看报纸，来自于家庭的影响，是童子功，仅此而已。

福原爱3岁开始打乒乓球；郎朗6岁开始弹钢琴；聂卫平和柯洁5岁开始下围棋；1965年的陕西省中学生“文科状元”10岁开始看报纸；在状元的影响和帮助下，状元的弟弟也是10岁开始看报纸。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在家庭影响下，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起步较早，有的人则大器晚成。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10月22日)

后记(2023年10月23日)：2020年，所有发表了我的文章的国内网页全都遭到了封锁，刻薄主人先生给我的反馈原本附在我的文章的后面，也顺便一起被封锁了。

本文附有1份插图，还有简体字和正体字两种版本，如果想要图文并茂的pdf版，请电邮”wahaha_us@yahoo.com”。

网友反馈：
网友1：张兄的聪明与见识，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无人能超越。这点毫不夸张。这在当年西北大学子弟中是共识。若科大少年班提前十年就招生，相信张兄肯定能考上。那个不相信十岁就能看报的人只能说是井底之蛙。本人差不多十岁左右也开始读报，不过是中国少年报。
网友2：很正常，我十岁开始看小说。
网友3：我十岁就把西游记全本都读了，爱看。高中就在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作文比赛获奖无数。
网友4：好文章！人从小家庭影响是符合科学道理的。“神童”之说纯属迷信无任何科学依据！
网友5：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党魁。当年很出名。我也有记忆啊，报纸上常出现。关注谈不上。刻薄这都不信？当年家里给孩子订报的多啦，是不是六三年不敢肯定，我家两份，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年报。常有同学拿参考消息到班上，相互传。毛主席提笔“中国少年报”，那几个臭字叫我质疑了两句，差点挨顿打。觉得刻薄有点……，呵呵了。
网友6：书香门第，博学之人。敬仰！
网友7：您说十岁看“中苏论战”的文章，我觉得完全可能。而“人的智力水平，体能水平，是幼儿早期接触熏陶得到的”，我不敢苟同：那只是一个启蒙，有些人没有得到，后来会失去机会；但是最终能达到的水平，大多应该是由先天遗传决定的。

资料链接：
历史人物陶里亚蒂：http://www.sxxb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27&extra=
刻薄主人的反馈：http://www.sxxbl.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535&extra=
陶里亚蒂：https://baike.baidu.com/item/帕尔米罗·陶里亚蒂/4448175?fromtitle=陶里亚蒂&fromid=8190782&fr=aladdin
中国科技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60519?fromtitle=中国科技大学&fromid=20116490&fr=aladdin
福原爱：https://baike.baidu.com/item/福原爱/226129?fr=aladdin
伯恩斯坦：https://baike.baidu.com/item/爱德华·伯恩斯坦/3126978?fr=aladdin
考茨基：https://baike.baidu.com/item/卡尔·考茨基/5764515?fromtitle=考茨基&fromid=2104657&fr=aladdin
赫鲁晓夫：https://baike.baidu.com/item/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8676074?fromtitle=赫鲁晓夫&fromid=540046&fr=aladdin
列宁：https://baike.baidu.com/item/列宁/30258?fr=aladdin
西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西北大学/17821?fr=aladdin
国立长春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国立长春大学/5121433?fr=aladdin
郎朗：https://baike.baidu.com/item/郎朗/302032?fr=aladdin
聂卫平：https://baike.baidu.com/item/聂卫平/664143?fr=aladdin
柯洁：https://baike.baidu.com/item/柯洁/5037756?fr=aladdin

学生特务

据史书记载，自清朝末期，西学渐进，中国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海外长期生活后，逐渐受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平等、人权的影响，屡屡与皇权统治者发生冲突。于是就有了政府派遣职业学生特务监督管理留学生的现象出现。有好几位朋友都曾经问过我，史书上说的是真的吗？你在日本留学多年，见过职业学生特务吗？

1985年4月至1988年3月，我在日本筑波大学攻读计算机的博士学位。筑波大学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又远离东京，根据中日建交协定，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不可以随便离开东京，筑波大学就成了他们鞭长莫及的地方。1986年4月，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筑波大学，开始他们新的人生，C同学就是其中之一，他攻读日本文学博士学位，一开始时，他并没有引起我们大家的关注。C同学1977年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日本语专业，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并且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初到外交部时，仅仅是个底层员工，不是“官”。1986年，外交部派他到筑波大学公费留学。他一来就对我们大家说，他的公开身份虽然是留学生，不算外交官，没有外交豁免权，但实际上他是驻日使馆的官员，负责管理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实际上也是一个官。初次当官，洋洋得意，与我们交往时，总是一副统治者的姿态，并且自认为他的真实工作是光荣的，是值得向人炫耀的。他定期召集中国留学生会的头头们和其他骨干人物开会，调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向大使馆汇报，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些留学生遭到他的训斥与警告。

我这个人很喜欢下围棋，并且小有段位，通过下棋交了许多朋友，W同学就是我的一位棋友。记得有一天，W同学来我家下棋，对我说，他与C打羽毛球，W胜C败，C怒而声称，你胆敢惹我不悦，只需一句话，就可将你押送回国。W同学受到欺辱后，以下棋为由，来到我寓所诉苦，堂堂七尺男儿，说到痛心处，竟不禁潸然泪下。面对C同学，有一些人对他竭尽阿谀逢迎之能事，更多的人则对他敬而远之。我学计算机，与文学部距离很远，除偶然在中国人聚会时见过C同学一两次之外，平时与他没有任何来往。然而命运后来却强令我与他有了一次间接交往。

C同学在国内有一位相恋多年的女友B同学，C来到筑波大学后，顺风顺水把女友B也接到了筑波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B的研究室与我的研究室斜对门，大家常常一起上课、开会，必然有所来往。1987年的某一天，我正在研究室里苦心学习，B女士走进我们研究室，一个人坐在墙角低声哭泣，我关心地走过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B女士对我说，她刚来日本时，指导教授对她很好，但不知何故，态度慢慢地就变了。她刚刚与她的指导教授谈过话，指导教授问她，听说她的男朋友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职业学生特务，是真的吗？指导教授怀疑B女士的真实身份，不相信她是学生。面对日本指导教授的怀疑，C同学退避三舍，不敢招惹，他只敢招惹中国人，B女士不知如何是好，只能一个人悄悄地哭泣。当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仅对B女士说了一句安慰话：请多保重身体。然后扬长而去，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多余的话。B女士是一位头脑比较简单、热爱学习的人，她善良诚实，有点书呆子劲，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然而她来到筑波后，没有人敢和她交朋友，使得她非常孤立和苦闷，如果有人关心她，她一下子就能把心里话全都吐出来。然而我必须防她，就算她真是学生，她与C同学的特殊关系也令人不敢接近。那时我们都是学生，手里都是中国护照，命运捏在别人手中，我不得不防啊。

离开日本很多年之后，我听说B女士与C同学之间多次发生激烈口角，虽然两人相恋多年，而且是C出钱出力把B接到日本来，但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C同学在筑波大学学习工作了几年，没有拿到任何学位，回国却官运亨通，红得发紫。B女士获得了日本的计算机硕士学位后，留在了日本，与一位日本人结婚，加入了日本国籍。看来B女士的确是一位真正的留学生，我当年对她的警惕与防范，肯定伤了她的心，我愿意在此向她致以真诚的歉意，祝愿她在日本生活幸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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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鸽子与留学生

1985年4月至1988年3月，我在日本筑波大学攻读计算机的博士学位。筑波大学位于东京东北郊大约六十多公里，是一座大学城，占地面积很大，拥有一大批三四层小楼，学校北侧有一栋高达12层的理工科大楼，是方圆数十公里内最高的大楼。我所在的研究室就位于12层高楼对面的四层小楼，遥望窗外，12层大楼一览无余。筑波大学的野鸽子很多，广场、道路，楼前屋后，到处都可以看到悠然自得的鸽子。这些鸽子不怕人，看见有人过来，常常主动凑到跟前，做出一副可怜相，乞讨食物，屡屡满载而归，个个吃得膘肥体壮。

日本是发达国家，每间教室都有冷暖气，但一到夏天时，很多教室都不开空调，只是打开窗户和大门，利用穿堂风降温，节约用电。其后果是，最高层12层楼的教室里常常有鸽子闯入，避风、躲雨、乘凉、休息，顺便留下一些粪便，令人头疼。于是，校方就在窗户外面悬挂大灯笼，画上老鹰或其他凶神恶煞的图画，恐吓鸽子：不要闯入教室。这些灯笼都是由艺术家们专门规划、设计、制造、悬挂的，大小、尺寸、形状、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灯笼上的图案，形形色色，五彩缤纷，艺术色彩浓厚，远远望去，随风飘动，栩栩如生，构成了筑波大学的一景。不过，恐吓的效果似乎并不太好，鸽子们很聪明，许多鸽子都能分清真假老鹰。

1986年4月，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筑波大学，开始他们新的人生。中国留学生都有两大特点，第一点是勤奋努力，大家都知道留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每天第一个到达研究室和最后一个离开研究室的人，几乎都是中国留学生，深受好评。第二点是贫穷，八十年代时，中国很穷，日本人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一百多倍，面对物价昂贵的日本市场，特别是食品市场，大家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使用。人太穷了，有时难免会有一些不太雅观之事。话说1986年夏季的某一天，刚刚从中国来到筑波不久的A同学，一大早就来到12层楼的教室，准备开始新的一天。他刚一进教室，就意外地看到有一只鸽子在教室里休息，略微吃惊之后，他顺手关上了自己身后的大门，然后从容不迫地关好了所有的窗户。无路可逃的鸽子根本就不会躲人，被人轻松抓捕。A同学立刻返回宿舍，一展烹饪绝技，美餐一顿。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所不妥，反而逢人就吹嘘自己的杰作：没花一分钱就改善了伙食。对于贫穷的中国人来说，捕食野鸟是很多见与正常的事情，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简直与杀人吃人一样恐怖和不可理喻。日本人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如此不开化的丛林野人。

应该怎样处置A同学呢？筑波大学的法律专家们查遍了日本所有的法律，和筑波大学的校规，没有任何条款说不允许捕食野鸽子，A同学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款。日本是法治国家，学校无法给A同学任何处分。经认真研究讨论之后，筑波大学决定，宣布A同学是不受欢迎的人，请他自己退学回国。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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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忠于职守

M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农作物种子公司之一，每年有数十亿美元的农作物种子被销往世界各地，中国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市场。M公司一直是中国国内种业公司的效仿目标。中国A公司是国内的一家种业公司，在国内虽有种子销售，但规模很小，一直在“冥思苦想”如何实现“弯道超车”；因此也与其他的中国种业公司一样，多次到美国的M公司访问。有一年，A公司派遣高层A先生访问M公司，当然受到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访问之余，A先生也走访了一下在M公司工作的中国裔员工。走访者之一就是M公司核心研究部门的中国裔科学家Y博士。Y博士在M公司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成为M公司高级别的生物科学家之一，作为中国去的早期移民，Y博士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人物之一。

有一天晚上，A先生不经邀请就来到Y博士家，进行家访。商业客户做家访，尽管是不速之客，Y博士还是以礼相待，请进让坐。A先生对Y博士表示，Y博士很快就要退休了，欢迎他退休后回到中国来，加盟A公司，指导和帮助A公司成为中国的大型种子公司。给出的条件之丰厚，想来一般人都难以拒绝。Y博士坦率地表示，非常愿意退休后回中国工作，为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做贡献。不过，哪些工作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必须事先说清楚，以免事后大家不愉快。可以做的事情是：

(1)为A公司的商业发展作出具体的规划和指导。Y博士加盟M公司时，仅仅是一个中型公司，但在Y博士的参与之下，M公司发展成了世界级的大公司。怎样发展和运营公司，Y博士有丰富的经验。
(2)为A公司讲授专业课程，帮助A公司制定一套严格的科学研究的规范和制度，这将非常有益于A公司的科学技术发展。例如，每完成一项实验时，都必须做好实验记录，并且要有公证。这样一来，将来在法律上若与其他公司发生专利冲突时，法院将会以实验记录为准，判断哪一方首先完成了发明创造。

不可以做的事情是：终生不会把M公司的专利技术透露给A公司，也不会使用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为A公司做类似的科学研究，因为自己的技术全都来自于M公司的研究过程，所以永远属于M公司。

农作物种子公司的产品通常是优良杂交种子，称之为”hybrid”。这是公司的商品，不是秘密，试图从hybrid种子中自我繁殖出下一代种子，无商业价值。生产hybrid种子的父本母本被称之为”inbred”，这是公司的核心秘密，需要长期的投资和研发才可获得。A先生参观了M公司位于美国北部Wisconsin州的大型inbred玉米生产基地，记住了其地理位置，然后使用一种不光彩的方法，雇人潜入M公司inbred的生产基地的农田中，盗窃了一些珍贵的inbred玉米种子。然后，买了一包爆米花，把偷来的玉米种子混在爆米花里，试图带回中国。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A先生来美后的反常的行为早都引起了美国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联邦调查局)的警觉，A先生在美国租了一辆汽车，汽车里就有FBI安装的窃听器。A先生买了一个美国的手机，为自己工作和生活使用，这个手机却受到了FBI的监控。A先生与自己的同伙商量盗窃计划时，所有计划都被FBI监听。当他进入美国的飞机场准备回国时，被海关人员扣押，盗窃的种子被当场缴获。FBI扣押了他的行李，将人放走。数周之后，FBI完成了所有的技术鉴定，证据确凿，美国法院就向A先生发出了逮捕令。这一程序使得A先生此后终生都无法再次进入美国。

使得Y博士深感意外的事情是，Y博士与A先生的私下交谈，竟然被FBI全程监控录音，并且被转交给了M公司的安全管理部门。M公司高层听了他们的录音后，对于Y博士的忠于职守，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非常赞赏，如此金钱利诱，都不能移动Y博士的人格。Y博士由此受到了M公司更高的信任。Y博士退休后，幸福地抱孙子，过上了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

M公司团队里还有另外一位来自中国的X博士，他虽然地位比Y博士略低一点，然而却比Y博士年轻了十几岁，也是一位深受M公司信赖和重用的高级科学家，前途无量。A先生来访M公司时，X博士当然也是一位重要的接待者，A先生也同样悄悄地访问了X博士家，他们之间的对话当然也被FBI秘密录音，并被转交给了M公司。这些录音指出，面对不可抗拒的金钱诱惑，X博士并没有丧失人格，没有出卖M公司的秘密，没有伤害M公司的利益，没有任何不法行为，但是，他却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犹豫和踌躇。这种犹豫不决反映出X博士人性上的一些弱点。M公司立刻停止了X博士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项目，取消了他接触公司核心机密的资格。一年多之后，X博士被M公司解雇。一个人不论干到什么地位，人格和人品都是最重要的，而且比技术能力重要得多，这是值得每一个人借鉴的。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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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

人到了我这个年龄，朋友们聊天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儿子娶媳妇以及孙子们的事情。有一位好朋友对我说，她儿子找对象之前，她对儿子的要求是：不准娶日本女孩子为妻。其理由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过中国，杀害过中国人，民族仇恨，代代相传，永远不忘。由此使我联想起另外一位好朋友，他终生不购买日本产品，虽然日本货遍布美国的每一个角落。仇恨日本是今日中国人的一大特色，我觉得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问题，而不是哪一个个人的问题。

什么叫做“民族文化”？这是个很模糊的问题，很难定义，还是让我举四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吧。1950年5月1日，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规定成年男女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在1950年代时，有许多文章介绍和推广《婚姻法》，后来有一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是清朝时，广东某地有相邻的A、B两个村庄，因为交界处的某些土地发生纷争，引发大型械斗，双方死伤惨重，结下世仇，双方宗族都立下族规，永远不与对方村落的人通婚。光阴似箭，两百年过去了，A村的一位姑娘爱上了B村的一位小伙，然而他们的恋爱不仅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反对，并遭到了两村族长们的严禁，结果当然是一场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由此想到，1840年，中国与英国大打一仗，中国败北，被迫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中国人从此对英国恨入骨髓，直到180年后的今天(本文初稿于2018年7月)，仍然有太多的中国人仇恨英国。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中国，杀了很多中国人。战争结束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中国人仍然把日本视为永恒的仇敌，例如我前面介绍过的我的两位朋友。1950年，中国在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激战三年。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把美国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我们再来看看邻国日本的两个例子吧。日本是中国的邻国，自古以来受中国影响很大，然而其民族文化与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1850年代，欧美战舰来到日本，使用暴力强迫日本签署《神奈川条约》，日本战败，被迫接受这一不平等条约。那时，世界上最先进和强大的国家是英国。日本战败后并没有仇恨英国，而是开始向英国学习。他们的理由是：敌人为什么能打败我们？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大。敌人为什么比我们强大？因为他们比我们先进。所以我们应该向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点和先进之处，这样，我们自己才能逐渐先进和强大起来，才能不被别人欺辱。从此以后，日本以英国为师，开始了脱亚入欧的努力。直到今日，日本举国上下到处都可以看到英国的影响力，例如：日本皇室成员都要去英国留学，日本的汽车靠左行，乃至日本邮筒的颜色都与英国相同，等等。二战期间，日美大战，美国把日本炸成一片火海，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死于美军轰炸，1945年，日本向美国投降。然而日本人并不仇恨美国，而是全力向美国学习，政治经济都与美国密切往来。短短数年之后，就从战争的废墟中站了起来，不久就成为世界二号经济强国。

中日两个民族显然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应该世世代代生活在对立和仇恨中呢？还是应该学习昔日敌人的先进、强大之处呢？哪种做法更有益于国家强盛和人民福祉呢？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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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
婚姻法：https://duxiaofa.baidu.com/detail?searchType=statute&from=aladdin_28231&originquery=婚姻法&count=50&cid=e172f20ef00ca3143348ec093db4d647_law
神奈川条约：https://baike.baidu.com/item/神奈川条约/1385509?fr=aladdin
香港：https://baike.baidu.com/item/香港/128775?fr=aladdin

业余间谍U博士

第一节：U博士概况

大约在2005年初夏的某一天，芝加哥晴空万里，温和宜人，拥有两百年历史的某金融机构的研发办公室里，一群工程师们正在紧张地工作，这时，几位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持枪进入办公室，将正在工作中的U博士带上手铐，押进警车。众员工们登时被惊得的目瞪口呆，公司高层领导则当场宣布，U博士因盗窃公司的机密资料，予以开除。第二天，芝加哥的报纸上就出现了一条新闻：“中国间谍U博士被FBI逮捕”。

U博士于五十年代出生于中国南方某地，1977年成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不久，又成功地考取了美国某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于八十年代中期赴美留学。经数年打拼后，获得了美国的金融学博士学位，就职于某著名金融机构。由于他才华出众，连获晋升，不久就升职为高级工程师，获得了一份远高于美国平均值的工资，也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美国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纷纷被吸引到这里，其中包括爱因斯坦、费米、波尔、基辛格，也包括中国的杨振宁、李政道等。在美国的公司里，来自全世界的专家们聚集一堂，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中国来的第一代移民，不论在国内时是什么社会地位，来到美国后，都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面对尖顶水平的其他民族的人士，例如白人和印度人，竞争中难免处于下风。有些人自己升不上去，就指责美国种族歧视，其实美国是世界上种族歧视最小的国家，升不上去，主要还是自己身上的原因，五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移民，普遍英语不太过关，远远比不过母语水平的其他民族人士。而且文化差异也很大，融不进美国的主流社会，自然无法服众，难以当官。面对这些事实，大多数第一代移民都能坦然接受，知足常乐，安心工作，直至退休。也有少数人，雄心勃勃，气冲斗牛，一心想要做万人之上者，然而成功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不得志者们往往会怨天尤人，U博士就是后者之一。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股票交易也成了香饽饽，在一些“友好人士”的劝告与帮助下，U博士就打算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把公司刚刚开发出来的股票分析程序偷出来，交给国内的合作者，助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然而他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的一系列不正常的举动早都引起了公司安全管理部门和FBI的关注，就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将程序软件发送到国内时，就被人脏俱全地抓了个正着，遭到了灭顶之灾。

U博士被逮捕后，中国政府声称，U博士是美国公民，与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当U博士深陷大牢时，中国政府和U博士的国内合作者们没有为U博士提供任何帮助，U博士必须自己一人承担一切责任。他当然矢口否认自己有盗窃行为，为了打赢官司，他几乎花光了自己二十年的积蓄，聘请高级律师，侥幸获得了一个“和解”的结果。美国政府对待高级科学家，似乎都是宽大为怀的。FBI撤销了所有重罪罪名，只留下几个轻罪，有期徒刑的刑期与已经关押的日期一致，2007年前后，U博士在法庭上被当庭释放。那时，他丢了工作，花光了二十年的积蓄，穷困潦倒，以往的那些中国合作者们根本无人再来理睬他。身为美国公民，他还必须在美国继续谋生。由于他在本地业界知名度太高，就离开芝加哥，跑到西海岸谋生。美国是个很宽容的国家，虽然U博士有犯罪前科，无法受到重用，但依靠他的聪明和才干，又找到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日子过得还可以。

下周将会分析U博士的犯罪动机，并会继续给大家介绍另外几位相关的人物及其下场，敬请关注，谢谢。

第二节：其他相关人士

上周介绍了U博士的故事，为什么称他是“业余间谍”呢？先介绍几位类似的人物做铺垫吧。

李文和(Wen Ho Lee)，1939年12月21日出生于台湾，1969年获得美国物理学博士学位，就职于美国原子弹研发基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1974年加入美国国籍。1999年被FBI逮捕，被指控试图把美国原子弹的核心机密卖给中国。FBI的证据指出，远在1988年，李文和就曾秘密会见过中国首席核武设计师胡思得和郑绍唐，后来还有其它一系列可疑的行为。当然，李文和自己矢口否认自己盗窃出售过美国国防机密。事发后，中国政府声称与李文和没有任何关联，那都是李文和自己的个人行为，没有为监狱中的李文和提供任何帮助。经过一年多的官司，李文和耗尽了自己数十年的私人财产，聘请高级律师，终于获得了一个“和解”的结果。美国政府对待高级科学家，似乎都是宽大为怀的。FBI撤销了所有重罪罪名，只留下几个轻罪，有期徒刑的刑期与已经关押的日期一致，2000年，李文和在法庭上被当庭释放。当然，他被公司解雇，被迫提前退休，写了一本书，详细讲述了他走钢丝的生涯。

姚诚是前中国海军司令部的一位中校参谋，为了窃取前苏联的军事技术秘密而出生入死、拼尽全力，为中国的海军航空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间谍”只不过是被别人利用的人，没利用价值时随时可以抛弃。在江泽民时代，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万年两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为避免两败俱伤，损害中俄关系，便拿间谍姚诚当替罪羊，关押囚禁7年。并声称姚诚窃取军用飞机技术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并非是中央军委安排给他的秘密工作。气得姚诚出狱后愤而出走美国，将所有事实公布于众，海外读者可以参照姚诚本人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7wr_XGdUxw&t=1s)。我已把这个视频下载，有412MB，我可以用电邮发给国内读者。我的电邮是(Wahaha_us@yahoo.com)。

其实在间谍的队伍中，姚诚仅仅是个小人物，潘汉年比他冤枉多了。抗战期间，潘汉年受毛泽东和延安政府委托前往南京，面见汪精卫，达成了日汪共三方秘密停战的协定，在危急关头保护了八路军的有生力量，为日后共产党打下天下立下了大功。然而，当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逐渐被暴露出来时，潘汉年就成了替罪羊，日汪共三方密约变成了潘汉年的个人行为，与党中央无关。潘汉年被投入大牢，终生监禁，冤死狱中。

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大都从小接受的都是党的教育，坚信马列毛。成年之后，有些人逐渐产生了变化，有些人却终生坚持自己童年时代的信仰，U博士即是如此。他曾多次在芝加哥地区的中文报纸上发表文章，表示崇拜毛泽东，热爱共产党，表示自己虽然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永远不忘自己是个中国人，皆因美国太坏，是个种族歧视的国家，竟然让几个“能力低下”的白人和印度人作他的顶头上司。记得报载，那时有人曾询问过他：既然如此爱毛爱共，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呢？既然美国这么坏，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移民美国、并宣誓加入美国国籍？这种思想和行为自相矛盾的人，是否有人格上的问题？U博士无言以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U博士的这些言行当然引起了中国国内某些敏感人士的关注，同时也因他从事的敏感职业而引起了美国FBI的关注。其实从间谍科学的角度来看，U博士仅仅是一位智力低下的人，当别人利用他，拿他当工具使用时，他还以为自己是在为着什么主义作着什么贡献。殊不知当他锒铛入狱时，被弃之如敝履，根本就没有人认识他是谁了。

U博士并不是一位职业间谍，他的美国金融学博士学位和他的才华都是真实的；他在美国为事业奋斗、为生活打拼都是真实的，仅仅后来由于某些说不太清楚的原因，或许是想利用业余时间多捞一票吧，总之最后跌了大跟头。姚诚指出，这种业余间谍，人数很多。这些人都是两面人生，人格扭曲，没有道德之心和做人底线。也正因这种人人格低贱，他们同时也会被自己的主人蔑视，一旦行径败露，他们的间谍行为就都成了他们自己的个人的事，主人不会认账，弄得他们有苦难言。因为间谍工作都是秘密进行，都是口头传令，落难间谍拿不出任何证据来牵连主人。奉劝U博士们，做人最重要的原则是：遵纪守法，正大光明，不要干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从事间谍和盗窃工作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会遭到世人的蔑视，你见过几个有好下场的？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6月23日)

后记：2018年7月，前苹果公司员工张晓浪被FBI逮捕，FBI指控他试图盗窃苹果公司(Apple)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商业秘密。他的东家“小鹏汽车”立刻宣布，张晓浪的间谍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与小鹏汽车无关。又讯：2018年8月1日，通用电气(GE)工程师郑晓青因盗窃公司商业机密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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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
联邦调查局：https://baike.baidu.com/item/美国联邦调查局/297801?fr=aladdin
爱因斯坦：https://baike.baidu.com/item/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27535?fromtitle=爱因斯坦&fromid=122624
费米：https://baike.baidu.com/item/恩利克·费米
波尔：https://wenku.baidu.com/view/52b5c963caaedd3383c4d330.html
基辛格：https://baike.baidu.com/item/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杨振宁：https://baike.baidu.com/item/杨振宁/121170
李政道：https://baike.baidu.com/item/李政道/622436
李文和：https://baike.baidu.com/item/李文和/6050609?fr=aladdin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https://baike.baidu.com/item/洛斯·阿拉莫斯国家试验室/19512540?fr=aladdin
胡思得：https://baike.baidu.com/item/胡思得/1000037?fr=aladdin
郑绍唐：https://www.xzbu.com/4/view-10313510.htm
姚诚：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55014157789116&wfr=spider&for=pc
姚诚本人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7wr_XGdUxw&t=1s
江泽民：https://baike.baidu.com/item/江泽民
刘华清：https://baike.baidu.com/item/刘华清/2541038
张万年：https://baike.baidu.com/item/张万年
潘汉年：https://baike.baidu.com/item/潘汉年/591734
汪精卫：https://baike.baidu.com/item/汪精卫

女博士杨君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噪，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据。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刨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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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www.dlufl.edu.cn/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